张建明
我在上篇文章中只是用自己的案例指陈了启动量的事实及其有效性,那么在别的医家中是否也有这样或者类同的临床与识见呢?这得从古今医家的大量医案中寻找。虽然我曾读过大量医案,对其中擅用峻量的医家至今也印象犹深,但因启动量之说乃我新倡,故需要重新寻找相关的翔实案例。就先挑选了现代名闻于此者连阅数日,发现此类案例还真不少。兹择其要者举例如下。
国医大师熊继柏治一宫颈癌术后患者,二十余日未解大便,西医诊为肠梗阻。会诊时见患者腹胀如鼓,呕逆纳废,身体衰弱。当务之急,必须通其大便,方可救其燃眉。乃拟大承气汤重剂,大黄、芒硝均用至30(单位皆为‘克’,下同)。急煎频服。八小时之后连呼腹痛,随之矢气,继而大下,患者即转危为安。
熊先生说,“急症不仅病情急剧,而且病势险恶,救治得当则病人好转得快,救治不当则病人死得快。正所谓‘譬犹拯溺救焚,岂容整冠束发’。这就要求中医治疗急症,诊断辨证务必迅捷准确,处方用药务必果敢大胆。用药如用兵。如在治疗急暴病症时用药迟疑,那只会贻误病机。或者用药力度不够,那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经方大家李可治三岁女孩的“疹毒内陷”案:高热40℃,神昏惊厥,角弓反张。辨证为疹毒内攻,不仅热毒闭肺,且已内陷心肝。用通腑泄热,急下存阴,宣肺开闭法。用生石膏200、西洋参20、麻黄、杏仁、炙甘草、大黄、芒硝各10……急火煎汤400m l。频频灌之,半小时一次。服药四次,即二便通,高热退。
李先生说:“凡用经方治大症,以基础有效量为准。一次用足,大剂频投,日夜连服,方能阻断病势,解救危亡。低于此量则无效,或缓不济急,贻误病机,误人性命。”
世誉“吴附子”的临床大家吴佩衡治一刚出生三个月男孩之急惊风,断为风寒误治引邪入阴,阳不胜阴,虚阳浮越。法取扶阳驱寒。药用附片20、炮姜6、京夏6、北细辛2、生麻茸2、茯苓10、甘草3。频频喂服。一剂尽,汗出惊平。再剂,病退七八。去麻辛,又服二剂,诸证悉除。另治十三岁男孩患少阴阴极似阳之重证。初诊即用附子250、干姜50,但药后仅微效。遂在三诊时将附子猛增到400,干姜增至150,并将服药次数提速为一小时一次。当天即大效。
吴先生说:“病至危笃之时,处方用药非大剂不能奏效。若病重药轻,犹兵不胜敌,不能克服……只要诊断确切,处方对证,药量充足,即能克敌制胜,转危为安。古有‘病大药大,病毒药毒’之说,故面临危重症候勿畏惧药‘毒’而改投以轻剂。否则,杯水车薪,敷衍塞责,贻误病机,则危殆难挽矣。”
院士、量效关系研究专家仝小林治一高热致多脏器衰竭的出血热重症患者,断为气营两燔。初诊用生地200、石膏300,当即热减。复诊增生地至400,减石膏为200,一日内连服二剂,七日后痊愈。治一痹证重症,麻黄加术汤中生麻黄用100,药后保持周身微微汗出四小时,霍然而愈。
仝先生说:“没有一定的量,便没有一定的质;一定程度之病,必用一定程度之药。”“特定的剂量方能产生特定的疗效,面对各种急危重症要求我们必须用足剂量。中药大剂量是我们提高中医治疗急危重症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迅速起效的有力保障之一。”
细析上案,可见如下方法上的特点与结果:一、初诊峻量(或大量)加频服法,疗效多一剂显效或痊愈。二、如初诊峻量仍不应,则继以大量递增(或一日二剂或日夜连服),疗效常数日而愈(之所以初诊峻量依然不应的原因,主以患者的个体差异,次以各病特性与医生用量经验间的差异)。二者的方法虽然不同,疗效快慢有异,但追求的都是尽快起效的目的。
这些案例可以说明:一、量不足,效不达。欲速效,必超量。速效之法除一步到位外,就是剂量相对无上限地进迫式增加。此量无书本经验之限,唯以胜病为准。而能快速或尽快起效的胜病之量,即为启动量(或称起效量)。二、启动量客观存在,需要极可靠的安全性。三、在现代而言,启动量明显大于常用量。四、初诊已经显著超越常量的峻量,并非就已是启动量(有些案中之所以需辅以频服法,以及需至二诊、三诊乃至更多诊才会起效即是证明)。五、常识认为剂量只是用药的分量,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其准确含义还应包括每次所喝的剂量、一日的总量、服药的频次、煎药的方法与时间以及药物间的比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