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种从上海开始“燎原”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红旗飘扬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李中撰写的《一个工人的宣言》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受访者提供

1917年（上）、1927年地图中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高昌庙一带 上海市测绘院供图

《劳动界》杂志

◆《共产党》杂志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位于高昌庙地区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首席记者 方翔

曾经有人以兴业路76号为原点画了一个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包括第一个大型民族工业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工会——上海机器工会的发起地等等，都在不远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阶级密不可分由此可见一斑。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祥地。100年前，许多看似偶然的背后，其实存在着很多的必然。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徐光寿表示，当时上海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和工人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并成为历史的必然。

工人阶级从诞生到壮大

100年前的5月1日，上海的工人们高呼着“劳工神圣”的口号，走出嘈杂的车间和低矮的工棚，涌向西门体育场，举行“世界劳动纪念大会”。也是在这一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的第一艘万吨巨轮“官府号”下水；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上海造币厂大楼破土动工。更为重要的是，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工会——上海机器工会也在上海成立。而这一切看似偶然历史事件的背后，折射出的却是上海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1843年上海开埠，外国近代企业陆续建立，上海产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至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应时而起，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近代工业大兴，上海产业工人数量大增。上海音像资料馆的李东鹏博士在研究中发现，甲午战争以后，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集聚了大量产业工人和劳苦大众，特别是在最早海外拍摄中国的活动影像中，上海各行各业的工人成了镜头中的“主角”。

在目前已知上海最早的活动影像，由1898年Thomas A.Edison拍摄制作的电影《上海街景》（SHANGHAI STREET SCENE）中，有今外白渡桥南垛位置拍摄的黄包车车夫画面，是目前上海最早的劳苦大众影像记录。20世纪初期，俄裔美国人本杰明·布洛斯基来到上海，他是近代著名的来华摄影家，制作了《经过中国》纪录片。他对上海的底层劳苦群众，如码头工人、建筑工人、运输工人、船夫等群体的日常工作场景进行拍摄记录，早期活动影像中的中国工人形象得到进一步丰富。

1867年，中国第一个大型民族工业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从虹口迁址高昌庙。据有关资料记载，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落户，有力地促进了高昌庙镇的发展，很快形成了大型聚落，居民多达两千余户。1897年，上海绅商集资在此开办自来水厂；1901年，上海邮政局设江南邮政分局；1906年，李平书等在此发起成立电灯公司。另外，沿黄浦江至日晖港口相继出现开平煤栈、三北轮船公司码头等，周边还陆续开设了求新机器制造轮船厂等一大批各类工厂。

1918年，高昌庙镇旁的半淞园（遗址在今东起花园港路，西抵望达路，北临半淞园路的黄浦江边）正式开放。1920年5月，毛泽东曾以游园为掩护，与彭璜等12位在沪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这里聚会，欢送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6位会员，并商议会务工作。

翻开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和斯诺谈过的一件往事生动而有趣。那是在1919年初，毛泽东从北京去上海，但是到达浦口的时候，不仅没有了钱和车票，就连仅有的一双鞋子也给贼偷去了，但是在火车站外，毛泽东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这位朋友不仅借钱给毛泽东买了一双鞋，余钱还足够买—张去上海的车票。

毛泽东所说的这位朋友就是李中。当时的他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到上海，在一家古玩商店帮工，由于经常要为店主到南京、浦口去收购古董，偶遇了路过浦口的毛泽东，因此助上一臂之力。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李中多次到陈独秀所住的渔阳里拜访，不久便与其同住。在陈独秀的引导下，李中离开古董店进入了江南造船所，一面当钳工，一面通过同乡工友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

1920年10月3日，李中与杨树浦电灯厂工人陈文焕共同发起，在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外国语学社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江南造船所、杨树浦电灯厂、厚生铁厂、东洋纱厂、恒丰纱厂等厂的工人到会，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王平、吴溶沧等6人以参观者身份出席会议。

会议通过了由李中与陈独秀共同起草的《上海机器工会章程》，章程共6章32条，规定该会的目的为：“以公共的理想，训练德性，发展智识，促起阶级的互助观念；以公共的力量，着实的方法，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减轻痛苦；谋相互的亲睦，相互的扶助事业。”

章程规定，准备筹办的事业有13个方面，如设立职业介绍所、失业工人住宿所和法律顾问；开办球房、浴堂、茶食店、音乐室、学校、图书室；出版报纸；对会员及家属生、老、病、死的救济抚恤；以及对经济状况、劳动市场状况、工人生活状况的研究等。会上，陈独秀等被推举为名誉会员。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920年11月21日下午3点，上海机器工会在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成立大会当天，机器工会会员、各方代表及来宾近千人出席，孙中山、陈独秀等社会各界代表纷纷前来表示祝贺。

1920年12月14日，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世界工人劳动联合会执行部总干事罗卜朗（ROY BROWN）发来贺电说：“我们因此希望你们的成功。”这是中国劳动界第一次和外国劳动界的联络。

思想火花开启传播历程

在当时的上海，有许多中国共产党早期出版的刊物，其中不少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工人读物，为底层民众觉悟的启发起到了重要作用。像由陈独秀、李汉俊创办于上海的《劳动界》周刊，以通俗的文字、短小的篇幅、多样的形式，联系工人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在工人中传播阶级斗争学说，因此它一出版就受到广大工人的热烈欢迎。在发刊词中，李汉俊写道：“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所以印这个报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

1920年春夏间上海发生米荒，米价腾涨，靠工薪生活的工人买不起米，难以维持生机，工潮迭起。李汉俊知道米的贵贱对低薪的工人生死攸关，在《劳动界》第8册（1920年10月3日）中发表《工人如何对付米贵？》一文提到：“米是我们活命的根源，那些有钱的老爷们，就是米再贵一点或者也是没有什么关系，但在我们一天只拿得几角钱来活命的工人，米的贵贱就是有生死的关系了。对于这米贵如何处置，却是我们很重大的问题。”他认为米贵的原因是米价的还原，即农夫因多年物价上涨而不得不提高米价。但十年来物价上涨了数倍，而工人工资只增加了30%-40%，使工人无法活命。因此他要工人勿受临时加薪等方法欺骗，“非要东家增加我们的工钱不可”。

当时上海的工人把《劳动界》当作自己的“喉舌”和“明星”，踊跃向它投稿。据不完全统计：在已见的23册《劳动界》上，先后发表了工人或读者投稿约28篇，这不仅反映出刊物具有相当的群众性，而且发掘和团结了一批先进工人。

李中在1920年9月的《劳动界》上撰写的《一个工人的宣言》中旗帜鲜明地表示，“到了这个时候，甚么昏雾黑霾都要开了，甚么地狱监牢都要破了，甚么阶级束缚都要除了”！他主张：“我们要产生工人的中国，首先就要工人联络。”“我们不贯彻联络，就会没有力量。”这是第一次由产业工人发出觉醒心声，那些观点犹如电光火石，为工人们追求自由和解放拨开迷雾、指引航向。

据徐光寿介绍，当时的上海还拥有致力于工人思想解放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人物及机构，像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1920年5月，他在上海推动上海的社会主义者开展联合，6月成立社会共产党，8月正式改名共产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成立。还创办了《新中国》《社会日报》《上海生活》等许多报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工人阶级传播，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

1920年11月在上海创办的《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上海图书馆现存6期，主要刊登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俄国共产党的经验与著作，为统一各地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思想，加强相互间的联系，促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着重要作用。在《共产党》月刊第6号刊登的《上海劳动界的趋势》写道：上海劳动界的阶级觉悟较前进步，罢工的呼声差不多天天听见。“最近两三月间，上海劳动界反抗资本家的空气愈益紧张，工人自动的组织工会，创办劳动学校，都是很好的现象。”

上海作为我国近现代最大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是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开埠以来，随着外国官员、商人、学者与传教士的不断来华，各种西方思潮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开拓了中国各界人士的视野。其中，马克思学说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陆续出现在传教士主持出版的书刊上，像《万国公报》等，这些零星的思想火花，开启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程。

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入中国的重要窗口，是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的主要中心。中国革命的先驱们以上海为阵地，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一批诞生于上海的书刊，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阅览部主任刁青云介绍，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是经在日本留学和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士的译介，二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从苏联传来的革命理论，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四’前后，在新文化运动的促进下，上海作为宣传马克思学说的主要阵地，诞生了一批重要的传播载体，并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沪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通过创办刊物，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沪创办了一系列报刊，组建了我党早期的出版社、书店、学校，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妇女、青年中的传播。”刁青云说。

红色工运终成伟大力量

自1920年11月上海机器工会在上海成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工人运动在上海迅速发展起来。据《申报》中记载的工人运动就有十多次。1921年7月23日，《申报》上有一则很短的“本埠新闻”《英美烟公司工人罢工三志》：“昨日，该厂男女工人仍继续罢工，虽经买办竭力劝导，毫无效力，各工人坚持要求撤换机车间管工西人，务达目的而已。”第二天《申报》继续追踪：“工人要求撤换西人，增加工资等，昨日仍未解决。”

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工人代表会议通电各报馆，控诉英美烟厂克扣工资、殴辱工人等苛虐行为。工人们不分帮派、不分地域、不分男女，不屈不挠，坚持罢工20多天，迫使厂方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复工条件，中国工人第一次罢工运动胜利结束。李启汉趁热打铁，领导工人们成立了“上海英美烟草工人会”，这次罢工也是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罢工。

英美烟厂罢工于8月10日胜利，第二天即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成立了，办事机构设在北成都路19号（今原址已拆，于成都北路893弄易地建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在长沙、武汉、北京、济南、广州等地设立了5个分部，还创办《劳动周刊》，作为工人运动的机关刊物。在上海，书记部出版工运书籍，开办多所工人补习学校，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工运时代的到来。

1922年5月21日，上海30多个工团代表开会，联合发起组织上海劳动总工会。1922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形成第一次工运高潮的一年，到1923年“二七惨案”为止，全国共发生罢工百余次，其中上海发生54次，人数8万以上。

自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至1922年7月18日被租界当局封闭，书记部为推动早期工运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转入地下,进行秘密工作,逐渐由产业工会代替领导工人运动的职能。至1925年5月,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完成其历史使命。

龙华烈士纪念馆馆长薛峰认为，上海工人最早觉醒并登上了政治舞台，最早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为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土壤。上海工人运动展现的伟大力量，也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要实现人类的解放，就必须首先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所积累下的经验教训，对共产党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乃至对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虽然只存在了24天，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共产党领导下，由民众自己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薛峰表示，特别是五卅运动的爆发，充分展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中获得了重要经验、对民主革命中许多重大问题得出了新的认识。五卅运动为今后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良好基础，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序幕。

薛峰特别提到，龙华是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时期牺牲的著名英烈人物最集中的纪念地，安葬革命先烈1700多人。纪念馆展陈的257位人物中，中共中央委员17人，其中政治局常委7人；身份是工人或工作与工运直接相关的英模数量达110位，占展陈总人数的四成以上。他们当中有工人学校创办人邓中夏、李启汉，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杨培生，有全国总工会工作人员罗登贤、林育南等。龙华英烈还曾领导过省港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北方铁路工人罢工等重要的工人运动，龙华英烈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迹。这充分说明了上海的红色工运与党的成长史、奋斗史紧密相关，也是中国工人阶级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写照。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到1922年的上海海员大罢工，再到1925年的二月罢工，直至五卅爱国运动，上海工人阶级的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迅速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各阶层，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形成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公开成立的上海总工会，是党领导上海工人斗争的领导机关。1927年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是上海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曲壮歌……历史证明，上海工人阶级是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是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

“上海红色工运历史发掘保护和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发掘是前提，保护是要求，利用是目标。”薛峰建议，在“四史”教育中，要将上海红色工运的宝贵历史资源发掘利用好，讲好上海工人阶级的故事，让他们的精神得以传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