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

杨 斌

复旦大学纪念新闻系成立90周年时，有张老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这张新闻系部分师生与陈望道校长的合影，其中第三排左一那位俊朗的青年教师，不是我时常忆起的张四维先生么？！

照片摄于1952年7月，那时我还没出生。我与张先生相与往从，是在34年后的1986年。那一年，我被录取为新闻系硕士研究生，师从林帆教授。

秋季开学后的一天，国际新闻研究生班的一位同学对我绘声绘色地说：“今天张老师在讲评入学试卷时夸你了，说有一道文言标点翻译题，只有你把微妙之处都答出来了。”她所说的张老师，就是张四维先生，那道古文题，则出自南宋邓牧的《名说》。

我是70届初中生，其实只上到小学5年级。1978年侥幸考上大学，才开始好好读书。那年新闻系的硕士生招生名额少，一个专业只招一名，幸亏我在“语文与写作”这份试卷上得了高分，方被录取。虽说“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但是如果没有张先生的擢拔，我这匹32岁的驽马，又如何能够达成此功呢？

于是我很想见见张先生。每周到系里去见导师林先生时，我总要到资料室张望一下，希望能在那里碰上张先生。可是张先生很忙，除了授课、带研究生，还因为课讲得好，五角场的空军政治学院也来请他，大半个学期过去了，竟一直没碰上。同宿舍的徐炯比我小十岁，彼此却很谈得来，他的导师就是张先生。第一学期快结束时，张先生想再找个研究生帮忙阅判空政学员的期末考卷，徐炯就推荐了我。

第一次见面，我有些局促。先生高高的个子，面容清癯，目光深邃，“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三言两语，就用亲切驱散了我的拘谨。先生是北方人，心却很细。那时还没空调，冬天怕我们冷，他总是把窗帘拉开，拿走遮挡阳光的物品，还问我们要不要热水袋。夏天再去时，又把窗帘拉上，把热浪遮挡在外，每人身边放一台电扇。照理说，老师有事，弟子服其劳，完全应该。可是每当我们忙完，走出书房，客厅的餐桌上总是摆满了已经做好的饭菜。这一上午他也在忙，忙着采买掌勺，用丰盛的午餐犒劳我们。

除了每年两次阅卷，有时我们也会到先生家闲谈。先生爱听我们说社会上的新闻，而我们则更喜欢听他结合时事讲新闻技巧、谈复旦往事。有一次，我们三人围坐在书房，谈到1949年前的复旦学潮，说到激动处，先生竟忽地站了起来，模仿学生领袖的动作，我们不得不仰面视之。

时间长了，我感觉自己在本师之外，又多了个导师。一天，徐同学扛了一套《史记》爬上四楼宿舍，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张老师让他通读一遍。起初我有些纳闷，旋即明白了先生的用心。《史记》不仅秉笔直书，叙述简繁得当，且在绝大部分作品的开篇或结尾处，有一段“太史公曰”，对所记之人和事进行扼要的议论，类似现在的新闻评论。一定是先生认为，当记者也应掌握这项基本功。

毕业后，我阴差阳错地进了机关，未能继续当记者。为此，直到1992年，先生还给我写信，勉励我安心工作。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才得知先生已经故去，怆然久之。

50后能上大学的，很少；进而读研究生的，更少；而我，由于张先生的拔取，实现了到复旦学习深造的梦想，而且入学之后，能和授业弟子一样登堂入室，亲承謦欬，何等的幸运！

我感恩那个年代，感恩张先生这样提携后进的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