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颐
谁的记忆不曾留有小店影像?一家店铺,从来不只是售卖货物或商品流通,居民在此处来来往往,不时聚集,经常搭讪,形成信息流通的公共空间。
宁波作家张忌的《南货店》,是一部有时代风味的小说。作品记叙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晚期中国城镇的生活变迁,从主角秋林初入南货店开始,讲述这些年间发生在他和周围人们身上的故事,百态人生、千种滋味,在作者的笔下徐徐呈现。
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特有的风物秉性,从南货店售卖的红枣、银耳、鱼鲞等商品到俚语方言的运用,从主角秋林温和懦弱的性格到几位女性美丽妖娆的风姿,那些深潜内向的呢喃,那些小心翼翼的行思,那些细致、敏感、恍惚、迷离,那些在江南旧时光幕布上诞生的温婉忧伤的情愫与意绪,都明显地弥漫为地方特质的氛围。
作为重要的文学装置,南货店建构了人物邂逅、发生事件、建立联系的场所,且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经济文化符号,它隶属于国营供销社系统,在20世纪中国的经济体制里,供销社长期独揽市场,掌握着物质分配的权力,在作品讲述的时段里,它也首当其冲地面临市场大潮的挑战。
哲学家卢卡奇有个洞见,说商品形式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置身历史变革时期的小说,大多写得跌宕起伏,常用宏大叙事结构。可是张忌无意往大处写,而是着力抓住那些细小的挣扎和幽微的欢愉,以及时代改变了的人们的思想行为和那些难以改变的古老的和不断重复的命运。全书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好人,也没有必须批判的坏人。他们都是像我们一样有着弱点的平凡的世俗的人。
从马师傅、吴师傅、齐师傅那里,秋林学到的,主要是作为社会人不可太较真,对于顺手牵羊、以次充好这类事情,睁只眼闭只眼,卖东西要看人下菜碟,各部门要打好交道。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准来看,经历特殊时期的运动洗礼,商品经济尚在萌芽形成,这时候,处在物资供应关键部门的人,基本是不敢大肆贪污的,满足于想方设法占公家便宜,不动声色移花接木。比如,马师傅交代秋林,饼干罐的口子别关紧,为什么呢?因为饼干受潮后分量会增加。各种揩油水的细节描写,相当原生态,是现实主义的手法。
作品人物纷纭,故事纷呈。主角秋林有文化素养、能动笔头,而秋林也是全书最平淡、最乏味的人。随便哪个配角,看着都比秋林更加波折,也更让人惆怅。秋林个性被动,从来没有争取过什么,从来不是积极的参与者,他就是被身边的人和事,被时代的大潮推动着,不自觉地走啊走。但是,作者并非是恰巧选择秋林作为记录者的,秋林有着忠厚待人、勤恳敬业的品质,这些品质保证了他的工作变迁和他人对他的信任显得顺理成章,秋林的被动仿佛南货店的存在本身,都是小说定位的锚点,可以保证小说在分岔偏移之后又能调整回到原来轨道,因为其他人都在变,而秋林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
作品呈现简淡的叙事风格,作者非常节制情绪,这也是采取秋林视角的原因之一吧。这部小说有生死悲欢、天人永隔的很多故事,大明喝农药、杜尔车祸、齐海生被枪毙、杜梅上吊、章耘耕投井等,这些可以大书特书、浓墨重彩之处,作者却一律以寥寥数语或者干脆以他人的转述一笔带过。作者擅工笔细描,也擅远景绰约,若有歌吟,也是江南小调。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谈到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这种差序格局在小说前部尚维系着朴素的人情,后面由于“下海潮”的冲击发生大幅松动和断裂,人心浮躁,世相异变。人与人之间倾向于利益的考量,最明显的,就是爱情和婚姻在向着“做生意”靠拢,商业契约的价值观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费孝通曾经感叹,中国人对世态炎凉特别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性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张忌编织了一张网,由每个人的生活碎片连缀起来的社会图像。这部小说就像石头一般投进水里,激起了一圈一圈的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