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家信

陈建兴

1972年，我已是一个中学生了，时常爬在凳子上帮里弄干部写黑板报、刷横幅标语。我的中山装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两支钢笔，弄堂里不少老人觉得我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便经常找上门来让我帮他们写信给插队落户的儿女们。

我还没放学，有的老人已等在我家门口了，手里拿着信件、信纸、信封、浆糊和邮票。我一到家，连忙搬只骨牌凳到家门口，拿块垫板，便坐下来开始写信。我会接过老人递过来的信封，抽出信来看一遍后，再为老人读一遍，然后让老人自述要写的内容，他们边说我边记。有的老人语速快，我还要先快速记录下来，再誊写一遍，再为老人读一遍。老人又想起要说的话，我再加进去，直到老人笑眯眯地说，讲光了讲光了，才搁下笔。

大热天，我赤膊埋头写，有的老人一边口述一边帮我扇凉风，有时还会倒上一杯冷饮水给我，或切上一块西瓜。寒冬天，老人会把我叫到家去写信，帮我冲上一只热水袋，或者冲一只灌满开水的“盐水瓶”，泡一杯我心仪的麦乳精。看我手上长满了冻疮，老人还会拿出蛤蜊油，帮我轻轻涂上。下雨天，我也时常被老人们喊到过街楼下写信，老人一边说着对儿女的思念，一边手不停地编织着儿子的绒线帽、绒线衫。有人凑近看我写信，“哪能字写得像狗爬一样的”，我专注写信也不去理会他，一旁的老人不乐意了，抓起旁边的扫帚一把打过去，那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写信时，有的老人是做着家务的。一次为邻居一位老人写信，她边炒菜边与我说话，油倒进了锅里，却想着跟女儿说些什么，全然忘了炉子上的油锅，不一会儿，油烧了起来，老人却不知所措，我急忙从台子上抓起一块揩布扔进锅里，油火熄灭了，老人连连说：“啊呀，油浪费了。”说着，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好久，才缓过神来，继续口述给女儿的信。

我时常帮老人写好给云南农场大儿子的信，又要给她在崇明农场的三女儿写信。弄堂里有几个小青年分到了北大荒的同一个连队，几封信写完后塞在一只信封里，某某同志收。最多时，一封信里有四个家长的信，为的是省下八分钱的邮票钱。可为了让儿女们多写回信，有的老人让我在一只空信封上写好自家的地址，贴好邮票，夹在信里寄过去。后来有人不知从哪里听来，只要贴上“航空”二字的小方标签，信就由飞机送了，子女们能特别快收到信件，于是不少老人都跑到曹家渡邮局去拿回了“航空”标签，不管寄到哪里都要我贴上“航空”标签。

儿女们回信中的错别字也特别多，有时帮老人读信，读到后面我却笑出声了，老人一脸疑惑：“爸爸妈妈，到了农村后，我与贫下中农大狼（娘）亲如一家，共睡一只坑（炕）……”给老人解释后，她趴在台子上笑出了眼泪，稍许抬头又无奈地说：“小囡没有好好读过几天书啊。”也时常读到儿女们向父母倾诉内心的苦闷：在白雪皑皑的深山老林伐木，在寒风刺骨的江面上凿冰捕鱼……漫长而枯燥的日子，做着近乎原始的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文化和物质生活的贫瘠，生活闷啊，特别思念上海的家，思念父母和兄妹……我读着读着就会模糊了双眼。

帮弄堂老人写信给各地儿女们，也尝到了他们从大江南北带回来的土特产。他们返沪总不忘送给我家一些瓜子、花生、果干、茶叶等，这些东西那时还都要凭票供应的呢。为此，母亲总是千谢万谢邻居的。

最记得一个冬日的晚上，我被一位邻居老人叫去她家写信，只见她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针一线为江西农村的儿子编织着棒针衫，自己却冷得双手不断地哈气搓手。看我写信冷，她就把一只煤球炉拎到我身边。听着老人嘴里不断地絮叨“侬在那里饭吃得饱（口+伐）？不要做危险的生活哦”……我的笔停住了，偷偷伸手抹去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