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缶庐印存初集》

唐子农

赵一新兄在论艺时有“三成”之说：“成功，成就，成道。”于艺而言，成功属于世俗认可，成就属于艺术评定，成道一世纪或也就几人而已。吴昌硕先生就是属于大器晚成的开派大师。其诗、书、画、印无所不精。尝自评曰：“人说我善作画，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而我的篆刻更胜于书法。”其间洋溢出对自己篆刻的理性自许。

从鄣吴村耕读世家走出的吴昌硕先生，天性使然，挟有一股可贵的拙朴山林之气，当这个浑然的山林气与秦汉印风的古意相承接之时，风格意识极强的他，涉刀便渐见自家风貌，当然这中间也夹杂着某些浙派诸子的影子。然他的可贵总是以“出己意”的方式践行之，寄乐于既雕既琢之中，他要展示的是他的治印世界。当然此时的他想要以彼时的个性印风，去赢得大众的欣赏是困难的，更多的时候只能“茫茫人海且藏锋”。一方面此类浑拙印风相较于工雅印风，世俗接受度相对而言显然要难。直至缶翁成大名，仍有收藏巨富者，惜佳石不愿请其锲刻。从其《缶庐印存初集》来看，五十多方印作，除数方为自己的妻儿所刻，其余均作自用印。这是个极有意思的现象，从中透露出的信息可堪探究，西方绘画大师亦喜画自画像，是否当属同一心理？至少锲刻自用印时相对无所拘束自寄怀抱，此乃初出道的吴昌硕先生高明的选择，虽夹杂着些许无奈。在《缶庐印存初集》该辑自序中，吴昌硕不无自嘲地叙述某观者对他的印作讥讽一事。

粗率的写意印风及其某些锲刻手段的尝试，还引起他艺术圈内好友的一些微词，大词人郑文焯在自己的日记中评有：“往见老铁刻一石罢，辄持向败革上著意摩擦，以取古致。或故琢破之。终乏天趣，亦石一厄。”更有诸多遗老讥之“有江湖气”。此是古今艺术评论中的常态，尤面对新艺风的出现，由于人们对新艺术的审美，在理论批评上的缺席与滞后，当习惯于常态的审美遭遇困惑之时，时常会借助于道德解读的介入。由此可见，吴印中之写意式地辅以敲、击、凿、破、琢、残、磨等，这在如今看来正常的相辅手段，在当年开拓时是需拥有何等的勇气！高呼缶翁当不为过！

晚清的海上金石风气，终于迎来了自嘉道以来许多书法诸子前赴后继的努力实践所至的最佳成熟期，此时聚集了一批中国最为优秀的金石碑学的名宿高手，“半壁江山”实不足言其盛。晚年的吴昌硕先生也由王一亭先生极力相邀鬻艺沪上，并正式定居上海。1912年的他于得意之时，欣然奏刀一印：“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以记其兴。至此他对石鼓文等金石碑刻浸淫已入浑然之境，又广泛吸取了汉碑及额、砖、瓦当、封泥等多方面的艺术养分为己所用。其印风在晚年形成强烈的吴派印式，刀下所呈现多阳刚、古厚、猛利、雄浑。至此，他的吴派金石之风影响并启示了一大批南北的艺术家，直至启开了后世之后写意印风。

这是一条险路，所幸吴昌硕先生最终以极其强大的个体实践，在一声“自我作古空群雄”长吟中完成了他的金石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