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真
知乎上,有位叫“傲虫”的读者写道:“从我知道读库,到今天读库直播,已经十三年了。真高兴读库还活着。不仅活着,还在纸质图书和读书本身不断衰落、大量大小企业因新冠疫情而倒闭的当下,越活越好。”然后,做了个长帖子,隆重推荐这本永远灰皮的双月刊……
赶着岁尾,《读库》办了例行与读者亲人相聚的年会,展望新年里的书事。
快15年了,《读库》出到了100期。“读库老六”、主编张立宪在想些什么?
1 “做《读库》是我想象得到的最好的选择”
“我们把书做好,等待您来发现”,2006年开张时的宗旨,依然挂在读库的微信公众号上。过时了吗?
“不过时啊!”张主编说,影视公司拍完一个新片,得拉人买票进电影院,无所不用其极,因档期有限,过了那几天就回天乏术了。“出版没这么着急,今天卖不掉还有明天,但这个过程中你得活着……”
他记得,当年写作课老师说,世上不会只有一个人能写《红楼梦》,但为什么只有一部《红楼梦》,只有曹雪芹写出来了?因为干别的更挣钱、更快乐,写作多苦啊。“从个人选择上来说,我认为谁也没权要求你必须甘于清贫,家里揭不开锅也要坚持写作。但就有人愿意干这个,否则生不如死。”
那么,做《读库》之于张立宪呢?有人描写创业之初,张太太把一个1万元的存折交到他手中,好像是倾家荡产要做这件事。被他否定了,“没有多么悲壮,孤注一掷那样。”太太信任他,觉得他可以办好;即使输了,这钱也很快能赚回来。他相信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性格,打工也会活得很好。十几年前,生活成本远没有如今这么高,1990年代末,他在上海新华路番禺路一带看见房子仅四五千元一平米,北京也才五六千,不限贷,还求你买;租房则每月只要一千。而一个月赚四五千很容易,他从来没为钱发过愁。
16年前的2005年9月5日,在忙与盲的北漂中,这位人大新闻系毕业生、即将履新一个高薪职位的都市“金领”,忽然决定换一种可以自己做主的活法,遂办起主打中篇非虚构的《读库》——独立完成一本书的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宣传、发行各环节,从内容、版式到装帧,一丝不苟追求完美,以一己之力创出一个读书品牌来。搭建了平台,制定了程序,《读库》慢慢变成一群人的事业。
朋友假设:要是当初不办《读库》,买房呢?他却深情回首,“这么多的文章、书编出来,把我带到了一个想象不到的境地,我的编务能力、与人相处的能力、对人生的各种看法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挣勤劳的钱,挣专业的钱……做《读库》,几乎是我想象得到的最好的选择,比我的初衷还要好!”
见证全过程的朋友说:“他是一个能在书里找到幸福的人。”
2 “是《读库》和读者让我过得自在”
曲有误,周郎顾。说的是宴会上,周瑜听出旁边的琴师弹错一个音,礼貌地回头看了他一眼。琴师心里一定很温暖吧,觥筹交错、人声鼎沸之间,竟然有个知音。张立宪说:“周郎顾曲,肯定是所有做精神产品的人最高的精神享受。”
这些年来,他感觉“是《读库》和读者让我过得比较自在”。每次年会,都有远道而来的读者,远至德国慕尼黑。但即使远道而来,也不过说上几句话,更多的交流还是通过订购、读书,早年通过主编分享编书进度的博客、如今是随每期《读库》寄送的主编来信。彼此之间没有客套和压力,无需多言,心领神会。编者与读者这样默契,在传统出版社闻所未闻。
每当《读库》遭遇困难,读者都会出手相助。2012年北京特大暴雨,《读库》房山库房被淹,书被冲走或浸水,损失惨重。一时间,相关消息在网上疯转,很多读者以订购一年《读库》表达支持。
始于去年冬季的《读库》库房搬迁,再次成为一桩传播甚广的文化事件。张立宪的一封求助信“霸屏”文青微信朋友圈:《读库》北京库房面临不可抗力,将要搬迁,所有图书打八折,寻求读者帮忙减少库存。订单旋即从四面八方飞来,书卖掉近一半,网店销售增长300倍。与此同时,主编的手机被打爆,很多读者找上门,提供搬迁去处。成都市委宣传部甚至派人专程飞北京,欢迎《读库》去落户。考察、权衡之后,南通入选。最新的一场年会,正是在读库南通阅读基地办的。“再也不用让我这个编书的老是操心库房的事了,可以安心做自己应该做的分内之事!”与《读库》在北京一千平米的办公区、60名员工相对应,南通有六千平米的物流基地、10名员工。张立宪心满意足。
不乏深爱《读库》的读者担心,离开了主编,还会有《读库》吗?
张立宪坦白:今年有两三个月,他闭关或改书稿,几乎没发过一条微信公号,也没发过微博,“结果发现读者们还允许我这么任性地不说话,就是你不用整天吆喝买买买卖卖卖,大家知道该怎么做。”另,他试图让《读库》“非老六化”(“老六”是他的别号),悄悄淡出,让大家看到《读库》想起来的只是《读库》本身。这次实验失败了。他意识到“《读库》和我的关联,可能比我开始想的更紧密一些”。他觉得也没必要强求,“这就是个人的时代,大家看到一本书就想到那张脸,看到一张脸就想到那本书,很自然。”况且,这也没有妨碍《读库》其他编辑的成长、成就。
3 “读书最大的好处是让人精神自治”
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说,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百分之四的工作需要人的创造力,百分之九十六是流水线一样的“僵尸工作”。张立宪想:让自己成为这百分之四的人,得付出更高的代价吧?“这个代价,可能就是读书。”
我们是一个爱读书的民族吗?他否认,“如果去除升学、炒股、减肥等等功利性阅读,再去除标榜某种身份和品位的装饰性阅读,真正读书的就没几个了。不用一直说什么‘书香大国’,读书永远只是少数人的刚需。”不过,现在只要想读就都能读到,书的获得成本很低,喝一杯咖啡、打一次车的钱而已,不再有经济上的压力了。
“读书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人精神自治。”张立宪引茨威格的名言。而我们的出版社,担得起这副重任吗?
张立宪认为,改革开放40年,多少风起云涌的企业倒闭了,几百家出版社却一家没倒。这个行业旱涝保收,单位的保护壳使个人趋于保守、不思进取。出版业是非常彰显个性化、人格化的,往往社长的面貌决定了很多书的面貌。可对有些人来说,做书并非终点,做了好书可以升迁当更大的官。这非常不利于出版社的长远发展。好的编辑,应该把做书当作命中注定的长期行为。好的出版社,编辑要认账——订了合同,答应作者、读者的,一定要老老实实兑现。《读库》就明文规定:一本书出版后,必须六天内让作者收到样书、一个月内让作者拿到稿费或版税,定期出销售报表,不隐瞒印数。读者买了不失望,才会再买下一本。编辑要有足够的权限,承担足够的责任。做坏了互相推诿、埋怨,说到底是这个行业还落后,没有基本的商业伦理。
他说,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都是名义大于实际的路径,各种标签。出版业不要自我赋予崇高感,好像真的在做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怀有余、技能不足更可怕,应该更多地追求技能和智力。职业训练、专业技能,远比热爱和所谓的自信重要得多。要多向其他行业学习。《读库》十几年做的,不是独家发明,只是常识,是正常生态环境中应该有的样子。
在《五十一岁的六个愿望》一文中,张立宪透露,以前是从一百本书稿里选一本来出,来年会一千本里才选一本。因为“读者已经看不了那么多书了,出版者就要做一本是一本”。他还透露,在写一个与工作相关的编辑手记之外的“三十五岁必死”系列。
张立宪是被编书耽误的作家吗?“我充其量是一个好的业余作者。”他说,“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为好作者服务的编辑,书稿的第一读者、第二作者(帮助作者一起完善)。”
在声音和画面越来越常见的今日,他认定,更稀罕、更值钱的还是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