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乍到之高尔基

西坡

今年是高尔基著名作品《海燕》诞生120周年，这让我们想起了高尔基作品在中国传播的一座里程碑。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高尔基（1868-1936）一直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其中，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只要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谁没读过《海燕》《鹰之歌》？至于“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早已被搬上了“小人书”；长篇小说《母亲》拍成了电影上映；童话《伊则吉尔老婆子》恐怕连幼儿园小朋友都能复述一二……只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上优秀的作家作品被大量地介绍进入中土，“高尔基”这个名字才不那么“一骑绝尘”了。

也许有人要说：高尔基在中国的影响力之所以孤标秀出，甚至超迈托尔斯泰，大概政治上的权重占了大头吧？这，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作品的内在因素——思想性和艺术性。从上世纪初开始，高尔基就已经受到中国知识界关注，1946年6月，著名作家茅盾在《高尔基与中国文学》中下过一个结论：“高尔基对于中国文坛影响之大，只要举出一点就可以明白，外国作家的作品译成中文，其数量之多，且往往一书有两三种的译本，没有第二人是超过了高尔基的。”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高尔础”这个名字，谁又敢说一点没受“高尔基”的影响？

那么，众多译者是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为“高尔基”站队呢？且看这一群体中有谁——胡适、刘半农、周瘦鹃、郑振铎、沈泽民、孙伏园、耿济之以及鲁迅、瞿秋白、茅盾、巴金、赵景深、汝龙、姚蓬子、罗稷南、焦菊隐……很显然，这些人的身份及价值观，难说一致。他们其实是被高尔基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人道精神或深切关注底层人民生活状态的描述打动了。

既然译者阵容那么强，译品数量又那么多，照理读者对于高尔基作品的了解应该是全方位、全覆盖的，事实上，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仅限于《海燕》《鹰之歌》之类而已。若有知晓高尔基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的，可算“基友”；若有阅读高尔基最后未完成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绝对称得上“基粉”了。

听说并读过高尔基作品最早中译本《忧患余生》的，想必寥寥无几。

这部译品，1907年刊登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一期至第四期上；标签为“种族小说”；作者为戈厉机；译者为吴梼。

《忧患余生》的故事很简单：西汉街上的小贩加应，到处受人肆意欺负，还得一直赔着笑脸。这条街上有个强悍的流浪汉夏尔登，人见人怕。有一天夏尔登被一帮仇敌围殴，差点死去，只有加应前去为他弄吃的，帮他清理创伤。夏尔登捡回了一条命，感动之余，答应充当加应的保护者。街上的人果然不敢再凌辱加应了。好景不长，夏尔登突然通知加应不再为他出头。于是，加应又陷入了恐惧和焦虑之中……

所谓“种族小说”，主要指主人公加应作为犹太人而被人歧视的事实。

因为中国本身积贫积弱，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由此及彼，格外同情域外弱小民族的生存状态，热衷介绍他们的文学，无论是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1909），还是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1917），都偏重于这点。《忧患余生》的译者看中高尔基的这篇作品，可能早有这方面的考量。

我注意到《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为本篇所写的“解题”中说：“《忧患余生》系从日本长谷川二叶亭的译本《犹太人之浮生》重译，日译本亦已改题，尚待考其原题。”这个“解题”，语焉不详之处有二：一是译者信息；二是作品“原题”。可能三十多年前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还未出现，令施先生无从说起吧。如今，情况大抵明朗：其一，吴梼，字丹初，号亶中；笔名有“天涯芳草馆主”等，曾仼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其生年虽不详，卒年应在1925年5月-1926年1月之间。其二，高尔基原作的标题，叫“该隐和阿尔乔姆”。

吴梼没有任何负笈海外的经历，日语是在国内学的。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中国人，通过日译本转译高尔基，行吗？灵吗？

真实的情况是：长谷川二叶亭曾极受日本学术界推崇，原因就在于他倡导忠于原著，从而革新了日本翻译界意译盛行的态势；而精通中文的日本著名学者樽本照雄就日译本和中译本进行了比对，是认可吴梼译的《忧患余生》的。

虽然吴梼同时代涌现出了一大批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者，但吴梼译的《忧患余生》特点明显，另有发明。归根结底有两点：一是创造性地采用白话文；二是使白话文的表述达到娴熟、晓畅、优美的程度。

且看《忧患余生》第一节第一段：

加英者，乃是尖头削脸、红铜色、矮小、进退飘忽、行动敏捷的犹太人。那满面胡须，连腮上颊上也长得鬖鬖的。从那红毛刚鬣公胡须之中露出那张脸来，好似中国乡间俗子家里挂着钟馗进士的绘像一般。那污秽的帽子前缘遮阳，竟把他额角边的半爿天遮住不见。遮阳之下，也是红色宛如毛刷的眉毛，灰色的眼睛里，灼灼然放出光耀。这双眼睛，向不停留在一件东西之上，却尽着不断地转掉四方，又常常显出微笑形容，既如恐怖，又如妩媚，向人前扭捏。

这样的白话文，没有从桐城文章转化而来的晦涩别扭，也没有明清白话小说的半生不熟，更没有诘屈聱牙的洋腔洋调，实在难能可贵。

毋庸讳言，吴梼的译作，有时也让人瞠目结舌，比如，译文中出现了“中国乡间俗子家里挂着钟馗进士的绘像一般”的句子。读者难免困惑：难道高尔基那么熟悉钟馗？难道长谷川二叶亭那么了解中国乡间民俗？毫无疑问，吴梼充当了那个添油加醋者。而这点，正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翻译界的通病。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吴梼身上还有几个第一：第一个把莱蒙托夫引入中国，第一个把契诃夫引入中国……另外，他还是最早将莫泊桑、苏德曼、显克微支、马克·吐温、柯南道尔等名家名作介绍到中国来的翻译家之一。是故，“中国翻译史”理应给他一个崇高的地位而不是连个基本行状也捉摸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