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茅台酒

□王妙瑞

近日看到一条新闻，英国苏富比拍卖行一箱24瓶、1974年葵花牌茅台酒，被亚洲一个收藏家以900万元拍走了，算下来一瓶酒的价值约36万余元。不由想起1973年，我的父亲也喝过同样的一瓶茅台酒。那是我从部队回沪探亲带给他的礼物，当年的价格4.86元。

父亲爱酒，但不嗜酒，如上海人说的咪咪老酒，一杯即止。他喝的酒都是家里炒菜当料酒的低档酒，如五加皮、加饭酒等等。过去这种酒两毛钱不到可以买一斤。弄堂口旁边有一家虹口区25粮油商店，经营多种零拷老酒。我常拿着父亲给的两毛钱，拎着一只咖啡色酒瓶去拷老酒。在很长的岁月里，哪怕是过年，印象中父亲都没有喝过比较好的瓶头酒。

其实按照父亲的工资水平，他每个月喝一瓶块把钱的好酒是不成问题的。上世纪60年代，父亲在新光内衣厂上班，因为技术好，每月工资有八十多元，属于高工资了。但是我家有八口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在里弄加工组干活，收入微薄，全家开销蛮紧的。父亲迫于家庭经济困难，所以一直喝便宜的老酒，节省一点开销。父亲的熨烫水平很高，星期天他常在家里为别人送上门的衣裤熨烫，赚点外快铜钿买老酒。有时会从待熨烫的裤袋里摸出人家遗忘的钞票，不论一角还是一元都还给人家，还把钞票烫得很平整。父亲说贪小得来的钱买酒喝是不香的。有一次父亲提到电视里周总理宴请外宾喝茅台，他说如果自己这辈子能喝上一杯茅台也就心满意足了。记得那个时候茅台酒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1969年3月，我当兵到了四川，后来提拔为干部。部队规定未婚干部每两年可享受一次探亲假。1973年我第一次回上海探亲前，准备礼品孝敬大人，首先想到了茅台酒，以圆父亲的一个梦。部队军人服务社有五粮液、剑南春、四川大曲、泸州老窖等好酒，唯独没有贵州茅台酒。一个贵州战友说，他父亲在茅台酒厂工作，他可以帮我带一瓶回来。我喜出望外，父亲有口福了。不料战友携带的茅台酒上火车不慎摔破了。在司令部当参谋的上海战友小谢出了一个点子，他见过团部小仓库有茅台酒。他说，团部管理股长老潘原来是你们三营的人，你可与他商量一下，开个后门，买一瓶茅台酒。老潘是埋头苦干出了名的“老黄牛”，也是两袖清风的好管家。我不好意思开口。

刚巧，团部从上海定购的一批折叠式课桌到货了。这是我主动揽下的任务，因为母亲那时在上海卫星铁木家具厂当临时工。我一封家信告诉母亲，说部队要买活动课桌，请厂里帮忙尽快托运来川。厂里把定货当军工产品来做，质量非常好，团首长看了十分满意。借这个机会，我厚着脸皮开了口，想买一瓶茅台酒孝敬父亲，潘股长破例让我享受了一次买茅台的特殊待遇。探亲时我用一条蓝色运动裤把茅台酒包裹得严严实实，装在旅行袋里带回家。

父亲拿到茅台酒如获至宝，舍不得多喝。弟弟说有一次父亲请几个要好朋友喝酒，每只小酒盅只倒了一半，那半盅茅台酒足足咪了一个多小时。1978年底我从部队复员回上海，那瓶茅台酒父亲还没有全部喝完。来年我结婚时，快60岁的父亲掌勺，为我在家里办了4桌丰盛的喜酒。那天他把留下的茅台酒都喝光了，只见他红光满面，喜气洋洋。这是他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酒瓶空了，心愿满了。父亲85岁时走了。在喝酒这件事上，他没有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