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渊
2008年秋天,我应聘到上海教育出版社语文室做编辑,其时,我在南京一所中学呆了8年。父亲问,为什么不好好呆在学校?他是担心年届不惑的儿子丢了饭碗。母亲说,当编辑有什么好?我们刚熟悉南京,你又要到上海去。那时,我根本听不进父母的话,只想赶紧去新单位。
在学校,我有22年教龄,是资深教师了;到出版社,我成了企业的一名新员工。我尽快适应新的工作,有些欣喜、有些焦虑,也有些茫然。我总以为前面的景致一定比当下的美好,到后来,奔跑成了一种无意识的习惯,却没给我带来任何充实和幸福感。
在中学里,我每天走进教室就是一种快乐。到出版社,天天看别人的文章和书稿,我回到了安静得近乎寂寞无趣的状态。审读来稿是我的工作,沙里淘金本是一件有意义甚至高尚的事,但粗粝的砂砾常常会磨钝感官,稀见的金沙总是姗姗来迟,我在适应新工作的过程中,失去了固有的快乐。
我想起父母的话,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母亲疼我,我却不领情。乡村岁月、劳作繁重、生活苦辛,小孩子不懂事,挨打受骂是常事,但母亲从没打过我,也极少骂我。我是她的四个孩子中最受宠的一个。母亲性格直率,有什么想法常常是冲口而出,爱憎都摆在脸上和行动上。我知道我的脾气像母亲,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愚蠢地认为,我懂得的和我要求得到的,母亲永远都不懂。母亲见我到处奔波很辛苦,总是劝我说,不要要求太多,不要太辛苦,要注意身体。我则粗暴地回应她:活着就是要努力、要拼命,不然生死何别?
母亲习惯了我的蛮不讲理,不说话,叹息。我也觉得自己词不达意,还伤害了母亲,但从小没有养成当面向亲人道歉的习惯。我们母子,常常是话不投机。可悲的是,我还总以为我是对的,母亲是短浅的。
第二年的春天跟今年的春天差不多,空气总是湿漉漉的,我下班回来,不用备课改作业,本来可以读一些闲书,但新的工作收入很低,南京朋友为了帮我,让我修订过去我编写的一些教辅书稿,给了我不菲的报酬,解了燃眉之急。这一年,我没有机会在课堂上说话,于是埋头书写,自知这些文章没有什么价值,但写的那一刻也像上课一样投入和愉悦,这是我重新找到的一点快乐。常常写到半夜,有时候杂志发稿催得紧,写到天明也是有的。其时,关了电脑,四顾无人,但见窗外泛白,有一点头晕,不知身在何处。这时候,我就想起了母亲的话。你不要太累。你要什么呢?
2013年春天,母亲体检,身体出现问题,得知最后的确诊结果时,我躲在医院一角,长嚎不自禁。我从来没有这样痛彻地哭过。后来,母亲慢慢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对我说:我是田野里的一棵小草,在风里雨里活到现在,我知足了;你不要难过,和兄弟姊妹和和气气过日子我就放心了。
冬天,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享年67岁。我从来没有把母亲当老人,我常和她斗嘴,以为她不理解我的所有努力。
现在我知道了,她是对的,我错了。我像一只小狗试图咬住自己的尾巴,不停地在地上打转,我这样的转圈是没有意义的。
生命戛然而止让我惊恐,也让我失去了对峙,没有人再提醒我:你要什么呢?母亲是我的影子,母亲的猝然离去使中年的我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感。母亲说她是田野里的一棵小草,那我就是小草的籽粒儿,用尽自己的力,从田野飘向喧嚣的市廛。小时候我非要考第一是为了向母亲证实自己了不起。后来,我一直憋着劲,就想向对一切淡然的母亲证实自己的努力是有价值的。现在,我向谁去证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