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版插上信息数据的翅膀

《上海市志·新闻出版分志·出版卷（1978—2010）》和《上海出版年刊（2020）》

《上海市志·新闻出版分志·出版卷（1978—2010）》和《上海出版年刊（2020）》

《上海市志·新闻出版分志·出版卷（1978—2010）》和《上海出版年刊（2020）》

由市新闻出版局承编，凝结着全体编纂人员前后近10个寒暑辛勤付出的《上海市志·新闻出版分志·出版卷（1978—2010）》（以下简称《出版卷》）近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于昨天下午在上海图书馆举行座谈会。《上海出版年刊（2020）》（以下简称《出版年刊》）、上海出版信息库同时发布。

《出版卷》有亮点

《出版卷》是上海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的组成部分。按照《上海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书编纂的通知》要求，《出版卷》和2000年出版的《上海出版志》相衔接，主要记录1978年至2010年间上海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历程，按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图照、序、编纂说明、概述和大事记，是全卷阅览提示；第二部分设出版管理机构和社团、图书出版、期刊出版、音像电子数字出版、编辑、印刷、发行、版权产业与版权保护、对外交流与合作、教育与科研等篇章，细述1978年至2010年间上海出版业的改革发展，为全卷主干；第三部分为上海出版人物，包括人物传略、人物表等。此外，还有反映上海重大出版工程和重点图书出版的专记及一些相关文件。全书185万多字，收入图照120多幅。《出版卷》及编纂过程中积累的档案资料，既是对以往历史的整理和记录，对今后研究改革开放新时期上海出版史也具有意义。

上海出版协会理事长、《出版卷》副主编胡国强介绍：编纂工作在2011年秋启动，市新闻出版局成立的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在各参编单位配合下，完成147家参编单位材料收集等前期工作。2019年春，编纂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编纂工作改由上海韬奋纪念馆负责，馆长赵书雷兼编纂办公室主任，同时成立人员精干的撰稿和统稿队伍，克服机构改革、人事变动、资料缺失等种种困难，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展开紧张高效的条目补写和统稿工作。2019年底，拿出100万字的初稿，形成《出版卷》框架雏形。

2020年春，新冠疫情暴发，编纂工作没有停顿，先后形成修改稿、征求意见稿、评议稿、审定稿、验收稿。其间，多次听取出版界和方方面面的意见，请专家帮忙审稿，反复推敲、修改。为弄清一个事实，常常几经周折。辛勤付出终于有了回报。2020年底，《出版卷》验收稿通过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的专家验收。当时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还希望再增加一些反映上海重大出版工程和重点图书出版的专记。因原编写大纲没有这个安排，临时组织撰写时间已不允许。“情急之下我们向各大出版社求援，收集了一批历年的总结材料和已发表的文章，确定选题后按出版卷体例一篇篇改写，最后形成24篇专记，近10万字，丰富了《出版卷》的内容，成为出版卷亮点之一。”胡国强说。

《出版年刊》留印记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发源地和中心，1912年至1949年间，全国80%以上的出版机构集中在上海，90%以上的近现代学术著作在上海出版。

作为上海出版史料建设工程的组成部分，《上海出版年刊（2020）》反映2019年间上海出版、印刷、发行、数字出版、阅读活动的总体面貌，是年度大事记、资料库和数据的集成。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出版年刊》也由《出版卷》衍生而来，《出版年刊》希望从当下日常做起，日积月累，为将来的志书编纂打好基础。徐炯说，《出版年刊》具体翔实地描绘了上海出版创新突破、转型发展的努力和探索，也是今天的上海出版人为未来留下的一个足印、一道车辙。出版信息库则拓展了方志的记载方式，提供多维度检索、知识图谱、在线编辑等功能，提升已有史料的使用价值，帮助出版志不断迭代完善，为出版信息插上了数据的翅膀。

“上海出版的蓬勃发展，积累了比较完备的数据和资料。数据库技术为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深度利用赋能，孤立的数据连缀起来，研究分析价值呈几何级数增加。”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社长朱文秋说。

预计今年底开馆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是国内首座新闻出版专业博物馆，除拥有较大规模馆藏、为研究者和观众提供专业服务外，还将建成蕴含丰富、查询便捷的文化信息库，为行业发展、领导决策、教育科研提供支持，并逐年发布上海出版各类信息，成为向世界展示上海出版业变化演进的窗口。据悉，《上海市志·新闻出版分志·出版卷（1978—2010）》已在上海书城上架销售。

本报记者 徐翌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