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这件大事，不枉此生了”

伍汉霖珍藏的明仁天皇的回信 郜阳 摄

前几天，上海海洋大学钟俊生教授来到医院探望已经87岁高龄的恩师伍汉霖，并为老人准备了一份特殊的教师节礼物——一本刚刚收到的、中国农业出版社寄来的《中国海洋及河口鱼类系统检索》样书。病床上的伍汉霖戴上老花镜，激动地抚摸着封面上“伍汉霖 钟俊生 主编”这八个大字，难掩自己的喜悦：“十年了，在我有生之年，能完成这件大事，真是不枉此生了！”

厚厚的图书，凝聚着老人家晚年的心血。他领衔并召集了我国的14位鱼类学研究者，考证了中国的3711种海洋及河口鱼类，分工编写。“这本书的完成，是鱼类学研究的一件盛事，对全面了解我国海洋及河口鱼类多样性和分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钟俊生说。

一条小鱼

连起中日跨国友谊

鲜为人知的是，伍汉霖是日本2019年退位的明仁天皇的好友。四十年多来他曾先后五次访问日本，受到明仁天皇的12次接见。这段跨越国界的友谊，得从一封漂洋过海的求教信说起。

上世纪70年代，伍汉霖所在的上海水产学院接到了编写《福建鱼类志》的任务，而他则负责虾虎鱼的部分——这种呆头呆脑的小鱼，是鱼类中最大的家族。可那会儿，国内缺乏相关书籍，也没标本，研究进展缓慢。翻遍了学校图书馆，伍汉霖终于发现，日本有一位叫明仁的学者，自1964年后开始发表有关虾虎鱼的论文，这让他异常兴奋。

1979年，“科学的春天”到来后，伍汉霖通过学校给明仁写了一封求教信。两周后便收到了回信。当时还是亲王的明仁嘱托侍从官给这位中国同行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不仅回答了伍汉霖提出的问题，还表达了加强联系之意。此后，两人多次书信往来，交换资料、讨论学术问题。

“1990年，明仁天皇寄给我62种虾虎鱼类标本，供我研究和编撰中国动物志（鱼类）所用。这些标本仅日本产出，不少还是稀有种类，弥足珍贵。”时至今日，伍汉霖仍记得与明仁天皇交往的点滴。是什么让伍汉霖和明仁天皇保持了那么长时间的友谊？在伍老看来，答案其实也很简单。“一是要以诚待人，有礼有度；其次要时刻保持对学术求真的态度。”正因如此，两人没有因国别和身份不同而产生隔阂，在鱼类学研究中成为彼此值得信赖的学术伙伴。

一本“词典”

凝聚几代师生心血

我国鱼类物种多样性极为丰富，以致种类鉴别和形态描述技术难度很高。尽管鱼类分类学研究队伍规模逐渐壮大，但由于资料分散、统计收集难度大，以致整合中国鱼类系统分类学工具书这项工作一直乏人问津。与之相对的是，业内却亟需一本系统的“鱼类词典”。

彼时的伍汉霖早已从上海海洋大学退休，正是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年纪。可老人家放不下的，是当年考入水生生物专业的初心：“摸清中国的鱼类种数，为它们立个名。”他叫来了自己的弟子钟俊生，开始行动起来。

“这是一项异常艰苦的工作，我们就像编写鱼类的‘现代汉语词典’，当读者想要认识或判断某种鱼的时候，就可以从这本书里进行检索。”钟俊生告诉记者，“读者能对每种鱼以最直观的形态鉴别特征进行检索，我们还详细描述了鱼儿的生活习性、分布、经济价值等。”

这本“鱼类词典”的编撰，还是一场鱼类学研究的国际大联动。伍汉霖带领的团队，与日本高知大学著名石首鱼类专家佐佐木博士合作，重新研究和鉴定了中国产石首鱼类的分类、形态、分布。对石首鱼科重新研究，解决了该科以往存在的许多遗留问题。而来自英国、加拿大等国赠送的宝贵标本，为专著的完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比较参考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海洋及河口鱼类系统检索》编撰过程中，伍老积极联络台湾鱼类学家。“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海峡两岸人民对于鱼类的中文名使用上差异很大。老师说，既然要编新的工具书，那就要编写一本两岸读者都能接受并使用的鱼类系统检索。”钟俊生回忆。令人欣喜的是，新书对海峡两岸鱼类名称予以对照统一，进一步促进了鱼类研究的深度交流。

春去秋来，变的是天气和温度，不变的是执着于学术研究的挚爱和坚守。伍汉霖平日生活节俭简单，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对鱼类的研究当中。两年前，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前夕，伍汉霖在接受本报的专访后，谢绝了纷至沓来的媒体，仍然闭门书斋苦修鱼经。

“伍老一直在争分夺秒地编著这本书。这是对我们多年学术研究的一个总结和提升，也是一个育人的过程。”钟俊生表示。众多学者递交初稿后，他所授课的《鱼类学》班上的一位学生主动请缨，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按分类系统将所有书稿整合排版形成了这本书的雏形。“这本书也记载了他们的成长，也可以说是我们几代师生努力的结晶。”

看着护士传来的病房里伍老戴着眼镜朗读新书的视频，钟俊生和同学们的眼眶湿润了。不过很快，大家笑了，笑得很灿烂。

本报记者 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