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里的外滩

锻钢

出钢 本版供图 上海小三线原八五钢厂 吴昌福

首席记者 王蔚

这是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

这又是一段不能尘封的历史。因为，它是共和国发展史上一次重要历程，一段永远的回忆。

三线建设，发生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是中国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是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徐有威，常年专注于我国的三线建设史研究。很长一段时间，他和团队的同事们致力于采访当年参加小三线建设的当事人，挖掘和整理相关单位的建设史料。用徐有威的话说，就是“为了保存一段永不封存的记忆”，还因为，那里曾被一群来自繁华都市的上海人亲切地称为“深山里的外滩”。

一 艰难决策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央根据我国各地区战略位置的不同，将其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沿海和边疆的省市区，二线是介于一、三线地区的省市区，三线包括京广线以西、甘肃省的乌鞘岭以东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南、贵州南岭以北的广大地区。三线建设又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大三线建设是国家战略后方基地的建设，建立以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主体，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的中国国家战略后方基地的建设。小三线建设指相对内地西南和西北的大三线建设而言，在全国一、二线（沿海沿边）地区的腹地，依靠地方自筹资金，以战备为中心、以地方军工和工业交通设施为主的全国性经济建设战略。

“三线建设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西部工业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为内地城市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徐有威介绍，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大批工厂企业、职工、干部等从东部一线地区迁到内地，中央财政资金大量投向三线地区。1965年至1980年，国家累计向三线地区投资2052.68亿元，占同期全国投资的39.01%。目前三线建设已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问题，对档案资料的深入挖掘，使得这项研究逐渐走向细化，研究主题也日趋多元，从三线建设的起因、建设的得失、企业的调整等，逐渐拓展到职工的日常生活、婚姻问题、人口迁移、文化传播、土客关系等诸多方面。

徐有威将研究的切入点放在了对1965年至1988年间的上海皖南小三线的研究上。他多次走访当年参加小三线建设的上海内迁干部和职工，以口述实录的方式，记录他们曾经的奋斗岁月。那些年间，一批又一批上海工厂、研究单位、高校的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奔赴小三线，在那里战天斗地，建造起了一座座厂房和生活用房。自然，他们也把上海情节带到了那个更为艰苦的环境里，亲切地称那里是“深山里的外滩”。

“1965年5月，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精神，上海开始着手在安徽南部建设后方小三线，直到1988年将81家企事业单位无偿移交给安徽省。如果说学术界对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研究多少还有一些成果的话，那么对上海小三线建设的研究可谓寥若晨星。有关上海小三线的文献资料几乎是空白，就连那些小三线企业确切的名字和地点也不完整。”徐有威感慨地说，每当翻阅厚厚的《上海市档案馆指南》，因为小三线厂家的名字往往是代号和化名，根本没有贴上诸如上海小三线企业的名号，即便是小三线企业在你面前，你也根本不知道。此时此刻，口述史就显得举足轻重了。

二 二次创业

“我们对三线建设成效和影响的评估，不仅要考察当时国际环境、国家战略和国防安全的现实需要，也应客观分析其对东西部不同地区以及全国范围的经济影响，只有充分考虑到国防、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及影响，才能得出对三线建设的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评价。”徐有威说，小三线是工业基地，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场，也是每一位为之献身者的家园。在大山深处，一群上海人开始了“二次创业”。

在徐有威团队的调研中，有一位共和国的同龄人，叫张锡清，曾在上钢五厂工作，后被派往皖南贵池的八五钢厂。老人曾回忆说：“山区娱乐活动少，厂部图书馆刚建立时图书很少，发放的图书卡也很有限。我们车间工会、团组织发起捐书捐款，建立了图书室。大概是1976年，厂部电视塔建成，开始播放电视节目，这对山区生活而言是一种非常大的改善，从此看电视成了夜晚生活的主要内容。家属区离电视塔近，电视信号好，但远隔一个山头的就信号极差了，常常是雪花一片。要改善信号，只有搭建信号塔。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搭建了几十米高的信号塔，改善了接收信号，解决了集体宿舍职工看电视的难题。”

张锡清说：“那年头在上海生活过的人一定知道中央商场。在山沟里的厂区，那时并没有这样的服务。一些职工生活用品坏了，比如收音机，就拿到厂里请电工师傅修理一下，道理上工作时间做私活是不允许的，但客观上职工的确有这种困难。为解决职工修补难的实际问题，工会与团组织提出要搞些为职工服务的活动，从理发、修理小家电、补套鞋扩大到配钥匙、修理钟表、洗衣服、裁剪、修自行车、换锅底、锅盖整形等，有时食堂还会推出点心展销。这些为职工服务的活动，有的纯粹是义务服务，不收费，有的收一点成本费。大家互相帮助，在解决生活困难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职工也加深了对工厂的感情。”

三 苦中有乐

从上海中华造船厂调至小三线的老工人徐绍煊在口述实录中讲述了当年的生活艰难：“我们厂还有一个拳头产品呢，叫雪里蕻咸菜。也许有人会说，咸菜有什么稀奇，但当年在我们厂里却非常稀奇。因为我们厂所在的临安昌北的岛石镇，人称浙江的西伯利亚，海拔高，路途远，冬季大雪封山，夏季山洪暴发，公路不通是常有的事。有一年大雨滂沱山洪来临，公路被冲毁，粮站的粮食无法运进厂。眼看面粉供不上，食堂要揭不开锅了，我们就动员所有干部到粮管所提货，8公里的路无法通车，我们就用肩膀把面粉挑了回来。这时候蔬菜也运不进来，就只能在当地商店买点干海带当菜吃。当时大家就想，如果家里有咸菜，一定能成为美味佳肴了。于是我们就动手自制咸菜，以防蔬菜断档之需。”

三线建设在选址上的指导思想是“靠山进洞”，这对于来自大上海的职工尤其是青年职工来说，简直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徐有威在走访时听到了许多当年小伙和姑娘的恋爱故事。

徐有威说：“上海小三线职工多来自上海，愿意与当地女青年结婚的只占很少一部分。职工每人每年一般只有一次回上海的机会，鲜有时间去相亲或认识上海的女青年。更为重要的是，让上海女青年放弃在沪条件优越、交通方便的生活，远离上海到小三线去落户，或婚后两地分居，都是一个困难的抉择。自1975年始，八五钢厂党团等部门每年都会写报告给团市委，反映小三线青年婚恋难题。1980年夏，同处皖南的新光金属厂在《解放日报》刊登出招聘女青年职工的启事，这给了八五钢厂很大启示，他们很快在上海的《青年报》上刊登征婚启事，承诺成婚后女青年可调入八五钢厂。八五钢厂团委帮助男职工和厂外女青年建立恋爱关系的程序是：男女青年填写婚姻介绍登记表；根据双方要求和条件，向男女双方推荐人选；双方满意后出据组织证明，让恋爱双方直接进行联系，结婚后再办理商调手续。八五钢厂征婚启事刊登不久，全国各地的女青年纷纷来信，最多的一天厂里收到1000多封信，应征的女青年有翻译、教师、医务人员、干部、技术员，也有工人、营业员、农场职工和待业青年等。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姑娘愿意嫁给上海小三线山区小伙，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小三线工资待遇优厚，能享受上海的物资供应条件。”

四 铭记贡献

徐有威说：“小三线的历史也是共和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研究、发掘和抢救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也是为了让后人铭记，我们的父辈在共和国建设史上所作出过的一次独特的贡献。”

上海大学历史系曾经有位硕士研究生叫杨华国，他也跟着徐有威教授一起跑小三线。按照徐教授的嘱咐，他写下了大量小三线考察的日记。“早上6点半我们就从宁国出发，赶往十几里之外的原上海胜利水泥厂。当我们走在这个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群中，依然能找到当年历史留下的痕迹。一样的建筑，一样的树木，却是不一样的人。在与他们的聊天中得知，当今亚洲最大的水泥厂出产的海螺水泥，就是由原上海小三线胜利水泥厂的子公司生产的海螺牌水泥发展而来的。大概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中国正在南极建造考察站，但是所带去的水泥在酷寒的天气里要么不成型要么裂开，后来又运了几批水泥过去，还是不行，最后运了一批水泥，在那一试就成功了，过了冬季，考察站还是很完好。这批水泥正是上海胜利水泥厂生产的。已经74岁高龄的闵师傅说：‘那时候厂里出来的水泥都是我们这里几百个工人用手一个一个拣出来的，时间一长，我们的手经常磨得流血，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小三线人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赢得了全国的好评，后来上海东方明珠等大型工程都指名要胜利水泥厂的水泥呢。”

“苦我们吃尽了。那时候进厂的路我们修，厂里要通电，电线杆我们自己扛，一扛就是十几里，每次回家后我的肩都是淤血的。累，那时候真累，不过我们真的没有怨言，我们觉得这些都是应该做的，那时候能做点事，心里是真的高兴。”这是杨华国在日记里记录的一位老师傅的真情吐露。

徐有威曾经带着上高中的儿子一起去安徽和山东考察小三线旧址，目的是给孩子一个了解中国、特别是了解中国农村的机会。儿子后来写了篇作文《跟着爸爸走小三线》，其中写道：“更奇特的是，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非凡，当地把原来的三线建设基地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工业遗址，参观者熙熙攘攘，旧时的工人宿舍经过精心修复，成了古朴典雅的招待所。接待我们的叔叔伯伯都很热情，他们和爸爸交流有关小三线的各种问题。我虽然没有全部听明白，但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坚定的——不要让这段往事付诸东流，要让更多的人铭记缅怀这段艰辛又光荣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