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缘

李动

1991年，我调至《人民警察》当编辑，那时杂志办得非常红火，每期发行几十万份。那时没有电脑和传真，闵行公安分局局长助理戴民在严寒的冬天，骑两轮摩托，膝盖上戴着护膝，风尘仆仆地从老闵行土路上飞驶而来，送上热气腾腾的稿件，我马上编发。

一般写新闻的人多是靠精彩故事抛材料，文字枯燥，而戴民写的东西，善于讲故事，并注重捕捉细节，且文采斐然，可谓是出手不凡。那时都是手写，抄写在方格子文稿纸上，叫爬格子。戴民一手楷书写得漂亮潇洒，字如其人，人也英武潇洒。发现了一位公安实力作者，喜不自禁。

当责任编辑时，最头痛的是头条文章。我大胆地请戴民出山，他没有犹豫，勇挑重担。不足的是戴民是分管闵行刑侦队，仅有分局的材料显然不够，于是，我先采访了许多分局刑队，取得第一手资料后，请戴民突击写稿。为了赶时间，我们商定，晚上到我家来写稿。

入夜，戴民骑着摩托车赶到华亭宾馆附近、我当年新婚住的小屋。我泡上新茶，先告知写作要求，然后，戴民开始熟悉材料。我陪至深夜12点，已是头昏脑涨，云里雾里，呼呼睡去。半夜醒来，见他一手捏着香烟，一手秉笔疾书。我赶紧起来给他添水，劝说他：“休息一下。”他正写到兴头上，头也不抬地说：“没问题，阿拉搞案子经常通宵。”

翌晨，等我醒来，已是晨雾微茫。一篇名为《大追捕，刑警的潇洒和无奈》大功告成。我们在弄堂口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各奔东西。没想到戴民不负厚望，主编老周连连赞叹：“好稿！不但故事鲜活精彩，文笔生动，而且富有思辨色彩。”

从此，戴民被列为骨干作者。那时没有高架，也没有小车，为了去闵行约稿，我一大早出门，坐上4元钱中巴，屁颠屁颠地坐了两个来小时车赶到闵行分局，刚走进戴民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热，他接到电话，神色顿时凝重起来，放下电话，他摇头叹气地说：“发生凶杀大案了，我必须去现场。”

戴民开车把我扔在他家里，取出我向他推荐的《文化苦旅》，说：“你先看书，等我布置好再来接你。”说罢，匆匆赶去破案。直到暮云四合，他才风风火火地赶回来，内疚地说：“人命关天，今天只好委屈你了。”我劝慰他：“破案是刑警的天职，兄弟当然理解，我回去了，你抓紧去忙吧。”戴民眼睛一瞪，不容置疑地说:“不吃饭怎么行？”他拉我来到一家小饭馆，聊起了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他随口就能背出书里的许多金句，我暗暗佩服他的记忆好。

听说戴民麾下的一位老刑警积劳成疾，病危住院，他安排队员轮流陪夜，因其女儿尚小，率先捐款1000元。在他的感召下，队员们纷纷捐款，感动得警嫂泪水涟涟。我为戴民如此体恤部下而感动，请他写篇文章。他写来的文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上海影城刚竣工，听说圣诞节放通宵电影，我花了100元托朋友买了两张票，请戴民吃四道精神大餐。他一听大喜，马上赶来。第一个电影是《闻香识女人》，帕西诺演的军人，令人拍案叫绝，堪称经典。我看到半夜呼呼大睡。翌晨，电影剧终，戴民眼里布满了血丝从电影院走出来，我俩来到马路边买了两副大饼油条，各自赶去上班。

多年后，戴民出任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整天忙于工作，彼此疏于联系。有一天他突然来电，请我赴宴。赶去一看，余秋雨教授也在座。余教授听说戴民读了那么多书颇感惊讶，好奇地问他：“你工作这么忙，哪来时间读书？”戴民说：“每天不管睡得多晚，总习惯翻几页书，遇到好书就看到半夜，甚至通宵。”余教授说：“你是个儒将，大都市的警察领导都应像你一样注重学习。”

警察是个铁血的职业，更需要文化的滋润。我发现但凡爱读书的警察，做事特别有人文情怀。从戴民的文字里可以看出，他办案与其他刑警不同，别人审讯不出穷凶极恶的对象，他却能把话说到嫌疑人的心里，最终嫌疑人服服帖帖缴械投降。我问戴民:“你有何诀窍？”他颇有感悟地说：“不能靠板着脸训斥，盲目乱审，应了解对象的心理，只要抓准其心态，点到穴位，且以平等的态度对话，他才会服气认罪。”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