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糊墙的岁月里

□王妙瑞

50多年前的弄堂老家墙壁毛糙，涂过一层白石灰。而考究一点的人家，是从文具店买几张花纸糊墙壁。我家8口人仅靠父亲一人干活挣钱，经济条件差，做啥事情都要精打细算，所以只能用旧报纸糊墙壁。母亲文盲不识字，我和弟妹读小学，家里不订报。父亲上班的新光内衣厂是大厂，当然有各种报纸，但他说公家的旧报纸一张也不可以拿回来的。每天下午卖报声传来，“吃好夜饭看夜报”。隔几天我到邻居家去讨旧报纸，一张一张保存好，成了不花钱的“墙纸”。

夜报也叫“申报纸”，母亲和弄堂里的大人都这样叫。长大了我才知道申报是上海最老的报纸，老上海人普遍认可这种泛称。糊报纸的浆糊是母亲做的，她把面粉调成很薄的糊状，倒在小锅里放煤球炉上烧了起泡取下，冷却后便可用了。她先在墙脚下糊一张报纸，叫我们学着做。那时的大人习惯培养小人的劳动意识，八九岁的人会生煤球炉，常到菜场排队买小菜。小人糊报纸有点难，不像母亲会绣花手很巧，我们把报纸贴得像满脸皱纹的老人。母亲在一旁说，不要急，慢慢来，报纸先贴牢上头往下轻轻地捋，耐心才能铺得平。贴过几张后有了体会，铺出来的墙面比较平整了。父亲是厂里的八级熨烫工，我说自己贴的报纸跟你烫的衬衫差不多平整吧。父亲说差远了，新光牌衬衫出口，周总理都称赞做得挺括。

18平方米的小家糊满了报纸倒也别致。我有5个弟妹，家里搭了双层铺，夜里我睡上铺，站不起来，刚好能坐。屋顶糊了晚报，睡觉的一头，糊的报纸比较新，有前两天的，躺下来能看到每行标题，闻到一丝油墨香，我与晚报的结缘就这样开始了。

“文革”中晚报停刊，讨不到报纸了。1978年底当了10年兵的我回到了上海，分配在江西中路215号老市府大厦的市级机关工作。晚报复刊时，临时社址在九江路邮局对面的花溪大楼4楼，我走过去只要五六分钟；还当了晚报通讯员，“本报讯”在一版登了不少。

我每天买晚报看，但家里糊墙壁用不着旧报纸了，因为墙面全部涂油漆了。弄堂里的邻居来参观，称赞上档次。后来流行贴墙纸，我看上了高雅亮丽的意大利天地牌墙纸，感觉这样的装潢到顶了。

千禧年，我买了100多平方米的新房，层高3米，墙面多了、宽了，也大了。而比墙纸更新颖的装修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艺术墙、电视墙、投影墙、音响墙、搁书墙、藏品墙等数不胜数。

一晃，入住新小区20年，家里的墙壁有点像秋叶泛黄该重新装潢了。70岁的人钟情简约，但装修材料一定要好。一堵墙要做成一道景，能勾起我对人生最有意思的回味。想到与晚报的情分久远，就做一面晚报墙吧——38年前在晚报发表第一篇新闻作品的样报还在，说的是杨浦区江浦路街道某居委党支部书记薛福娣关心特殊群体的婚姻事，帮助5对残疾青年成了家；十多张《谈家常》文章小样也在；晚报召开通讯员电影联谊会，刚好谢晋导演应邀来参加我局的一个会议，我请他在晚报特别印制的电影票背面签了名。历史资料装进镜框挂在墙上，见证了我的40年晚报情。

每天乘电梯下楼取回信箱里的晚报，尤其喜欢看夜光杯副刊，时而有我写的文章，坐在摇椅上一边看，一边喝咖啡，逍遥自在。窗外的风从精致的墙面上吹过，昔日夜报糊墙的情景再现眼前，一种生活的幸福感在心里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