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我终老的“情人”

汤炳生

我刚上小学那年，父亲正和褚家伯伯合作收购猪肠制作肠衣的营生。每天只要不下雨，父亲去浴室里洗了澡吃了晚饭，便去岳庙东北角那个简陋的能坐三四百人的场子里去看滩簧（即沪剧，那时也叫申曲、花鼓戏）。我不欢喜看戏，便向父亲讨要个三分五分，甚至还多一点去老宁波书摊，花一分钱能看上下两册的小人书。说是两册实际是将小人书一分为二，再内夹报纸外用牛皮纸重新装订起来的那种，我和四周围坐的小朋友静中取乐，沉浸在小人书的天地里。待带来的钱看书看完了，估计那边滩簧也放幕了，我便进去找寻父亲一起回家。

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期间，上头看我父亲年纪大了，就分派他去庙前街菜场值夜班，每天下午四点上班到次日早上菜场开门后下班。那时菜场给父亲每月16元的辅助工资，其他什么福利也没有，这就影响了我的零花钱，继而影响了我看小人书。我只得到处去捡碎玻璃和废铜烂铁去废品回收站变现，有时也到公墓里采摘万年青的叶子卖给余天成中药店，有了钱就直奔老宁波小书摊。后来看小人书不解渴了，听说高家弄西侧面南有一家小书摊有民国年间的字书（章回体小说）出租，价钱自然要贵一点。多亏我有了点“经济来源”，便租书回家不分昼夜地阅读。那时才小学三四年级，书中不识的字较多，好在手头有一本从我家隔壁造纸厂回收的旧杂书中讨要来的民国小学生字典，它帮我解决了不少困难，能让我看懂《七侠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字书。后来发展到不挑食，什么书都看的境地。之后我竟把“野书”（课本以外的书）带到教室里塞在课桌内偷着看，被老师发觉后又屡教不改，老师便愤而让我罚站，好在我成绩亮眼，唯有品德栏里始终是“乙”，没评上过一次“甲”，我估摸是不守课堂纪律，常看“野书”被罚站的结果。

国家困难时期，记得有天我守在烧菜粥的煤炉边，正心无旁骛地读着刚出版的《红岩》，结果把粥烧成了一锅焦，父亲回来见状大怒，把我臭骂了一顿：有焦味你闻不出来？焦到如此程度还能吃吗？你魂在哪里？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坦白：魂在书里了。不久父亲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花了五元八角给我买了《康熙字典》，四元二角买了一支博士金笔，这整整花了他大半个月的工资，他说我供不起你上学了，看你那读书的劲头，这两样工具帮助你自学吧。

风华正茂的年龄遇上了风雷激荡的岁月，那时读鲁迅，读仅有的《欧阳海之歌》《艳阳天》《金光大道》。读了毛主席诗词后也曾认真学写诗词。后来我被转岗到供销社下伸店当营业员。由于那店大太忙又嘈杂，我便主动要求去一个没人肯去的小店，那小店购物的人少，对我来说上班时间正是读书的大好时间。不到一年，供销社将我调去筹办小书店跑外勤，身在书堆里，这可遂了我的心愿……

年轻时我常说书是我的第二爱人，后来有友人和我对酌时话中有话地纠正我：对你而言，这第二爱人的称谓还不太贴切，如果把书比作你的“情人”更为合适。

是吗？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