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直深深地存在

奚美娟

在我上小学期间，曾经看过一本传播很广的电影连环画《丰收之后》。由此知道了一位叫王玉梅的演员。《丰收之后》被拍成电影之前，是由山东省话剧团公演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出舞台剧。王玉梅老师在同名舞台剧和故事片中，都饰演了剧中主要人物赵五婶，口碑极佳。

20世纪80年代，我已经是上海人艺的一名青年演员。那时上影厂出品了一部轰动一时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王玉梅老师在影片中饰演一位英雄战士的母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年我读到一篇电影座谈会的报道，文章里写到谢晋导演专门赞扬王玉梅老师的表演状态，他介绍说，王玉梅在拍摄前与他谈戏，谈到“母亲”这个角色时，她说，当她听到儿子在前线牺牲的消息后，顿时觉得整个人像是“矮”了一截。王玉梅老师这种感受是很独特的，浸透了演员对角色的深刻体验和感悟，完全是用自己的心去紧紧粘连住一个血肉之躯后才能产生的独特感受。

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原来真正的表演艺术家，是在用这样的态度，让一个角色诞生的。在我年轻的心里，感同身受地触摸到了一个词，并知道了什么才叫作“全身心”的投入。

我与王玉梅老师真正相交相知是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一起参与了电视连续剧《儿女情长》，饰演剧中的一对母女。《儿女情长》是一部现实主义的都市家庭剧，描绘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城市改造工程涉及到普通人家的切身利益，以及住房搬迁等工作给每个普通家庭带来的振荡。

王玉梅老师扮演的这位上海石库门弄堂里的妈妈，有六个子女，老伴从剧情开始不久就中风躺在床上被人照顾。众所周知，石库门弄堂的市民文化，具有鲜明的上海地域特色。《儿女情长》剧组的主创演员，除了王玉梅老师，其他几乎都是上海籍演艺人员，而妈妈这个角色又是剧中的灵魂人物，在“像不像”上海妈妈这个敏感话题上，不知当年王玉梅老师有没有感到压力。但从一个同行的角度来忖度，我想，压力肯定会有的。不过任何事情都有它的规律和个体解读。

说到这里，我想起著名编剧刘恒说过的话：“凡是敬业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惯于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的主儿……”王老师无疑是一位敬业的演员，当她从山东话剧院来到上海的剧组，立刻与剧组成员融为一体，生活中与我们扮演她子女的六位演员亲密如一家。

记得当年的主场景是在上影厂的一个摄影棚里搭建的，开始进入拍摄后，玉梅老师就出手不凡，表演过程中点点滴滴的细腻老到，都融化在剧中对各个子女小家庭的操劳中。对于躺在床上需要照料的老伴，更是无微不至。我记得她还特意用碎布条编了一根粗粗长长的绳子，当作戏中的道具，一头拴在老伴的床头，一头拴在自己腰上，就怕万一自己坐下打个盹，老伴叫她听不见的时候，可以用拉绳子来唤她。

这个特殊的、又具有“这一个”人物性格特点的道具设计，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觉得这是一个表演专业上值得重视的艺术典型。因为影视作品中表演上海妇女，尤其是老年妇女的形象，经常会夸张地展示某些地方特点。而王玉梅老师当年的表演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考量，我认为王老师塑造艺术人物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专业标准，她从来不会让自己拘泥于所谓“像不像”的表层解读，她没有夸张地搬弄一两句方言，或者概念性地表现一些世俗性的习惯动作，以为那样做就能解决所谓“像”上海人的问题了；她是从更高层面为观众献上了一个智慧而善良，朴实奉献的东方母亲的形象。

王玉梅老师演绎的上海妈妈，让看过《儿女情长》电视剧的观众都牵肠挂肚，众口交赞，却完全忽视了她是一位来自北方的演员。

我常常想，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我们到底要向前辈艺术家学习什么？他们身上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东西。显然，我在王玉梅老师身上，看到的是一位职业演员的专业精神，我所说的专业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专业素养。每次她与我见面聊天时，无论时间长或短，我都能淡淡地感受到这种素养。

其一是学习的自觉意识。当她意识到时代在飞速发展时，她什么都想了解，什么都想学习。我们平时不在一个城市生活，和王老师见面聊天的机会当然也不算多，但每次见到王玉梅老师，不太会听到她碎碎念自己“已经老了”之类颓伤的话，她是一位自觉要融入生活洪流中去的表演艺术家。

其二是她对表演专业的痴迷而谦虚的态度。王老师多次与我说，我们是和其他职业的从业者一样的劳动者，只是职业不同，我们的不同是在于我们从事的是艺术劳动，这关乎到精神层面的创造需要，因此我们更要通过学习去看透眼前那个宽泛深层的现实世界。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深以为然的。我以为，在平凡生活中，你只有用平视的眼光来见识生活，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看待生活要用平视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视角，是异常重要的。

这个世界自古以来一直在流动，风云际会中我们也不知道一辈子要与多少人擦肩而过。然而，该留在心里的，她一直都会深深地存在：留不住的，那也只是过眼烟云，不必在意。王玉梅老师从事了一辈子的职业，是表演艺术工作者，但她用心用情为广大观众留下的艺术形象，一定会经久不衰永存于观众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