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母亲

秦来来

母亲走了，走在“新冠”肆虐的日子里。

虽然，对于她的走，我们有心理准备。毕竟，已经是94岁高龄了。

母亲的一生，曾经富有，也曾贫困；曾经苦恼，也曾欢欣。因为她的乐观，在我们家最困苦的时候，用她那羸弱的身躯，撑起了一大家子的活路；因为她的坚毅，在我们家饱受磨难的时候，用她那不屈服的精神，带着我们走过了坎坷不平的路途。

杜老夫子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流传了一千多年。倘若一个人的寿命活到了九十四岁，应该是高寿了，很稀奇了！母亲就是一个高寿的、稀奇的人。

1959年，因为错案，父亲含冤发配。30岁出头的母亲，一个人挑起了抚养我们四个孩子的沉重担子。原来，父亲有着较高的收入，家里生活也算富足。父亲的遭遇，使得家里的生活水平一下子跌了下来，日常开销捉襟见肘。但是母亲仍旧想方设法，让我们像他人家里小孩一样，生活水准不跌。每逢过年，母亲会把裁缝师傅请到家里，为我们每个孩子做新衣裳，虽然只是外套，让我们春节出门像像样样。

父亲在家时，每逢春节，总要上门给他在上海的舅父拜年。父亲不在了，母亲继续着。每年的正月初二（或初三），她会带领我们去到远在大统路旱桥的舅公家拜年，看望老人。像父亲一样，母亲一定会叫一辆三轮车，带着我们去。记得那时车费是三毛五到四毛之间，母亲总是会拿出五毛钱，给那位师傅，说“不要找了”。

我不知道当时的母亲是怎么想的，但一定是，不想让我们遭受某些势利的眼光，她要让大家看到，阿拉的小囡还是像以前一样地生活。现在想想，母亲不免有些“唐·吉坷德”。

母亲之所以能够顶着这么沉重的压力，艰难地把我们抚养长大，又与她的豁达开朗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年轻时的母亲喜爱体育运动，打篮球、骑自行车，甚至直到花甲之年，逢到兴起，还会与孙辈们一起跳绳子、踢毽子。

母亲爱看戏，上海地区的京剧、越剧、沪剧、滑稽、评弹……都爱好；后来经济条件受限制了，家里的红灯收音机成了她的亲密伙伴。再后来，改革开放了，从港台地区流传过来的通俗歌曲，也成了她的喜爱。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女排崛起，母亲又成了女排的拥趸。而争抢激烈的足球比赛，也是她的所爱。她喜欢申花队，喜欢徐根宝、范志毅、吴承瑛……记得多年前，母亲突患脑梗，经医治清醒过来，开口的第一句话问的竟然是，“今朝申花队赢了？”使一旁的医生也很意外。

母亲为人很是慷慨，即使我们家里经济条件很困难的时候，她也不吝啬。每逢浦东乡下带来甜芦僳、珍珠米、香甜瓜等，她一定是会拿出一部分分给左邻右舍，还有天天聚在我们家里的我们四兄妹的同学们。她总是讲，钞票吃得光用得光，宁可自己少吃点，勿要太计较。大有一副“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派头。

母亲的“心”大得很。她生养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因为生计，也因为她后来身体不好，所以除了到厂里上班、挣钱养家，四个孩子的学业她基本不管，而由我这个“老大”承担。每逢学校开“家长会”，都由我这个长兄代母出席。好在几个弟妹也比较争气，特别是“文革”期间，也是“安分守己，不越雷池一步”，使我这个哥哥也有一点“成就”感。

母亲对“吃”蛮有要求，即使到了晚年、到了她住在护理院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轮流去看她，到了护理院，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带她到护理院外面的饭店里“撮”一顿。“新冠”疫情前的三年来，那个镇上的五六家饭店早已吃了个遍。每当看见坐在轮椅上的我们的母亲，饭店里的服务员早就打起了招呼，“阿婆，又来了！”

母亲是浦东人，特别爱好家乡的白斩鸡；那里的鸡是散养的，吃上去香，上馆子白斩鸡是必点的。母亲爱吃大闸蟹，往年每到了吃蟹的季节，我妹妹买了在家里蒸好，趁热马上送过去。她会说胃口不好，吃不下；可是，四两、半斤一只的大闸蟹，一口气吃三只，绝对是小菜一碟。

还有一件事是万万马虎不得的，每当吃完饭，她总要我们另外买四份馄饨，带回去，给同室的老人和照顾她的阿姨。即使中午卖完了，她会嘱咐我们把钱付了，让店里的服务员晚饭的时候送到护理院。

2020年春节，早已准备好的年夜饭，没能端上全家人团团圆圆的餐桌；我们儿女，还有孙儿、孙女、外孙，乃至重孙、重外孙，没能给身在东海养老护理院的母亲、奶奶、太太拜年，奶奶没能看上隔离了许久的孙辈、重孙辈，平添了些许忧伤。

早想着，2021年的春节，2022年的春节，能把前两年的缺憾补上。未曾想，为了防控的要求，护理院还是不能敞开它的大门。

母亲走了，却带不走我们无尽的思念，您把良好的品行，坚毅的性格和豁达的做人理念留给我们，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