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共一大纪念馆之缘

中共一大纪念馆外景

1951年冬，修缮后的中共一大会址外景

当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部分书籍

“初心照耀——中共一大纪念馆建馆70周年纪念展”展牌

1920年夏，李书城、李汉俊（后排左3、左2）与家人在沪合影

当年，新时代丛书社推出的部分书籍（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作者保存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证

◆朱少伟

“初心照耀——中共一大纪念馆建馆70周年纪念展”正在展出。在“我们都是‘一大人’”展板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瞬间，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30多年前在馆里工作的一些往事。

“坚持不懈就会取得成绩”

1982年底，我从复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报到时，正值寒冬腊月，徜徉于太阳照耀下的树德里，却感到这条典型的石库门弄堂充满暖意；瞻仰中共一大会议室，重温建党光辉历程，更觉得眼前春光无限。

我成为陈列保管组一员，这是重要业务组室，负责陈列研究、文物保管。通过与老职工交谈得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征集、收藏了不同时期的大量珍贵革命文物，它的前身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成立于1952年初，下设中共一大会址、中央工作部旧址、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三馆；9月，基本完成复原布置，开始内部开放。我不由感叹：“这里也承担着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职能啊！”

时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主持工作的副馆长任武雄早年就读于沪江大学、浙江大学，后参加革命工作，抗战期间入党，于1957年担任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副主任，经刻苦钻研成为学者型领导，在党史研究方面有较高声望，同事们都亲切地叫他“老任”。初次见面，这位56岁的著名党史专家热忱鼓励我：“年轻人要多努力，坚持不懈就会取得成绩！”

过了几个星期，老任交给我一项任务：“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与国民党右派在上海作过坚决斗争，但一些史实需厘清。当年，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中应有线索。请查阅一下，并作摘录。”于是，我用了一个半月，把相关年份的上海《民国日报》全部翻查一遍，果然从这份国民党机关报中找到不少有参考价值的内容。老任阅毕我梳理的资料，给予肯定：“辛苦了，搞研究常得甘坐冷板凳。”没想到，《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在上海的斗争（1924-1925）》长文发表时，老任让我也署名，他对初出茅庐者的真诚提携令人感动。

1983年夏，老任带我前往上海普陀区，登门拜望博闻强记的翻译家郑超麟。郑老早年曾在驻沪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他多次接待老任，彼此熟稔。当老任问起中共四大开会地点，郑老因是会议记录员，他思忖片刻就回答：“当年四大会址是一幢石库门房屋，地点在上海市区通往吴淞的铁路旁边，不属于租界，而且离四川北路不远。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教室的样子……”郑老的叙述极有价值，我按老任的嘱咐记录得特别详细。

此后，本市相关部门派人访问郑老，并专程陪同前往实地踏勘，最终勘实上海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位置为中共四大遗址（原建筑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我曾在《党史信息》报发表短文《“四大”会址位置找到了》，详叙原委。

“党史研究大有可为”

当年，陈列保管组职工人数不多，我属小字辈。年过半百的组长陈绍康于1955年从部队转业，来到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一直在此工作；他有着丰富的学术资源积累，搞党史研究得心应手。头一天上班，老陈介绍了组室情况，我接茬：“刚才听说，在1961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创作经过》，您就不失时机打电话，向贺老提出征集原曲稿的要求，得到他的支持。”他爽朗地笑道：“以后要靠年轻人。党史研究大有可为，例如有的革命前辈曾提及建党时期李大钊等发起建立了一个红色出版机构，设于上海，应考证一下。这件事请你留心。”我闻言，既有压力也感到兴奋。

随即，我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认真查考，很快有收获：1921年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登载《“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6月28日，北京《晨报》也登载此文），公布“编辑人”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邵力子、沈雁冰、陈望道等15人；它的通信处是“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转新时代丛书社”，此即望志路108号（今兴业路78号）后门弄堂门牌，昔日曾与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同为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寓所，内部相通。在上海图书馆，我又找到“新时代丛书”全套9种；该社虽在报上申明“本丛书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之知识”，但出版物中有《社会主义与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马克思学说概要》《妇人和社会主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书籍占近半数。可确定，新时代丛书社就是革命前辈回忆中所指的那个“红色出版机构”。

在向老陈汇报时，他敏锐地提出：“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公馆’客厅召开。而新时代丛书社恰在此前成立，‘通信处’也设于‘李公馆’，这不是巧合吧？”我一怔，马上觉得其中必有缘由：在筹备中共一大时，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成为联络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与李汉俊在此准备大会文件，分别写信通知各地党组织派代表赴沪开会；同时，又在“李公馆”建立新时代丛书社，这显然就是为了掩护会场。

我继续查考发现：1922年6月印行的“新时代丛书”第五种《遗传论》，“通信处”改成“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转新时代丛书社”；6月6日，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推介“新时代丛书”第二种《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第三种《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这表明他直至离沪赴鄂前仍为丛书忙碌。李汉俊于1927年12月牺牲，未留下回忆资料；包惠僧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中披露，1921年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会址遭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后，他曾前往探视，李汉俊告知：“我对他们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现代丛书的问题。侥幸的是一份党纲放在李书城写字台抽屉内，竟没被发现。”从中可见，新时代丛书社确实曾使中共一大会址化险为夷。如此一来，事实就清楚了。

由老陈帮助联系，我写的《当年一大会址为何遭搜查而无恙》在《上海党史资料通讯》发表。

“从革命旧址可发掘许多感人故事”

随着事业发展，陈列保管组后分成两个组，即陈列组、保管组，均由老陈担任组长；不久，根据开展业务需要，保管组由陆米强担任组长。陆米强时年33岁，在1973年踏上文博工作岗位，大家习惯叫他“小陆”；他通过近10年的努力，已成为党史研究的后起之秀，向报刊提供过不少稿件。大概因年龄相差不算太大，我俩挺投缘，他多次对我讲：“从革命旧址可发掘许多感人故事。”

有一天中午，小陆拍拍我的肩膀：“你已知中共二大会址所在地点了，那里房屋还未征收。一起去看看吧。”寻抵上海成都北路（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他指着石库门说道：“当年，这里是李达寓所，中共二大第一次会议就在楼下客厅举行。”房屋虽饱经风霜，但基本保持原貌。他见我陷入沉思，便说：“告诉你一个信息，有材料称此处曾设最早的人民出版社。如想追踪，我们合作。”我与他击掌约定：“说干就干，这件事要尽快做好！”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库房内，找到多本“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小陆认为：“这可能实际是由最早的人民出版社出版。”

经查，《新青年》月刊第九卷第五号（1921年9月1日出版）登载的《人民出版社通告》，在该社书目中列出“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音译）丛书” 11种、其他读物9种，并表示：“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则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我国近代出版机构多称“书局”“书社”“书店”“印书馆”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有系统地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而筹建人民出版社，它在1921年9月1日已正式亮相，从此“出版社”名称逐渐流行；李达作为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负责人民出版社顺理成章。李达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提及：“‘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这样，就真相大白了：那时，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人民出版社为了安全，遂将书籍冠以“广州人民出版社”名义，使敌人无法查禁。

当年，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谈到，仅数月的时间，人民出版社就已出版书籍12种，各印3000册。据考，人民出版社共计出版书籍20种左右。我与小陆都从不同角度写了研究文章。

我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3年半，其间曾策划和执编第一本反映馆里职工研究成果的《上海地区建党活动研究资料》；还参与编写《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随着时间推移，自己终于完全明白当初老任以馆领导身份，两次亲自安排一个新职工“干活”的用意：进行磨炼，给予启迪。

后来，我奉调长期致力于新闻出版，但始终未与党史研究“脱钩”。我曾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切实保护、生动展示在沪中共中央机关史迹的建议》《关于筹建中共中央在上海历史纪念馆的建议》等，受到重视。

如今的中共一大纪念馆，由中共一大会址、宣誓大厅、新建展馆等组成；此次参观过专题纪念展，又一次进入“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厅时，内心非常激动：我永远是“一大人”，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