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西方滥用“国家安全”需要精准反制

沈逸

沈逸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日前，英国政府以“安全风险”为由，要求政府部门停止在敏感建筑上安装中国企业制造的监控设备。11月26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又发布文件，以所谓“保护美国通信网络”为名，禁止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在美销售。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办？

恶性循环 损人不利己

简单来说，这一现象背后凸显出的，是美西方国家在病态的安全焦虑刺激、极端不自信和自我恐吓之下，陷入了滥用国家安全理由、构建具有显著歧视性的保护体系，试图迟滞中国崛起、宣泄内生负面情绪的恶性循环。

此类做法明显是损人不利己：一方面，损害了包括英美国家企业在内从事正常贸易活动的企业的客观利益，并不能够起到“损中国，补西方”的效果；另一方面，对全球正常的商业活动也会产生长期的不良影响，严重违反市场原则和国际贸易规则。

滥用“安全”三方面因素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经过熟练的利益精算之后，为什么美西方国家的政客还会持续不断地采取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呢？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成本与收益的非同步性。对不少西方政客来说，做出上述决定能够在短期甚至瞬时在国内收获所谓政治上的收益。由于当前西方国家普遍深陷“恶斗性国内政治”的泥淖，所以许多微小的短期政治收益都是其不惜一切代价所要争取的。然而，由此带来的成本并不是同步发生的，通常具有滞后性和分散性。正所谓“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对这些西方政客来说，只要相应成本不立刻爆发，那么这种成本，哪怕是国家利益的实质性损失，也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

其二，是深刻根植于政治基因之中“祸水外引”的本能。英国著名电视连续剧《是，首相》中，有一集名为“驱逐76名苏联外交官”。在这一集中英国首相由于国内问题被媒体穷追猛打，内阁秘书建议其通过驱逐76名苏联外交官来转移媒体的注意力。可以说，上述中国企业在美西方国家的遭遇，凸显了这种由西方日趋恶化的政治生态所催生的”祸水外引“本能。

其三，是对中国企业和政府善意的肆意利用。无论是中国的政府还是企业，更多地愿意从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以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去处理相关事务。但令人感到遗憾和无奈的是，中方的善意总是遭到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政府没有底线和节制的滥用。美国政府的部分成员甚至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认知，认为“美国负责捣乱，中国负责负责任“，将维持两国关系的正常运行当成了中方单方面的义务，继而以此谋求无限制扩展已方的利益。

精准反制 整体性实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中国政府，都需要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当英美政府陷入这种近似癫狂的焦虑心态之后，讲道理是需要一定的前提和条件的，即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方式，明确地让对方为错误行为付出必要的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美两国都具有符合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叙述的行为逻辑，即对理智的逻辑不敏感，但对于实力的逻辑非常敏感，它们乐意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权力盆地的每一个角落，直到遇到无法逾越的边界为止。用更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蹬鼻子上脸”“给三分颜色就开染坊”。

这种对中国企业不利的局面，不是企业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性地实现精准反制，用对方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方式让对方清醒过来，进而才有可能实现中方善良的意愿，也就是让包括经贸往来等双边关系回到健康和良性的轨道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