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戴工

邬峭峰

对下一代的观察，我的头号样本，是我哥的独子。

我哥随母姓戴，爱侄跟进，他在北京高校获硕士学位后，成了北京微软的软件工程师。我尝试称他戴工，他淡淡接纳，对其中逗趣式的奉承，概无反应。

戴工两岁，从北京来上海，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多年。不到三岁就喜好斗智，在公园骑了木马，回家路上，懒得步行，要抱；遭拒后，立即强势趴地耍泼。该他倒霉，他叔叔也是这样长大的，深得其中三昧。料定戴工正在后面再三抬脸观察，只要视线里没了我，准起身哇哇地哭着追来；以后，这招就废了。我朝前走不回头，故作残忍，最后几步，还是担忧的。戴工若有胆不按常理出牌，输的一定是我。两岁的戴工，若能识破这点，以后众多权威一并归他，无话可说。

随戴工一起成长，我意识到，长者若以一己之经验，倚老卖老地去规范下一代，多半低效。青年行事，常没有耐心和习惯去站在前辈的角度，既考虑你、又考虑他。若一定要以自身的阅历，追着去教诫年轻人，有种狼狈或会等着你。就像在林子里逗鸟，被你一呱噪，鸟儿从身体里挤出若干湿湿的类似涂料的物质，你可以听到它们飞离时的坏笑。假如日常，从这位长者身上，较难发现一点高尚高明高级高贵，那就更免谈对年轻人有什么魅力了。不少长者，一般不会迁怒于自己手段的平庸。不思进取的，不一定是晚辈。

戴工这一代，对贵贱尊卑长幼等级，并不像他的前辈们那么敏感。我们这代心照不宣的一些虚荣，在戴工眼里或真心不以为然。在长达十多年的高考亮闪提醒模式中成长，他们刚出校门时，看事如应试，是非分明、正误第一。对左道旁门，口是心非，以及人际关系的机关暗道，非常不屑。直到一系列职业和家庭重任，真正需要他们自行担当时，才时有反省。以我对戴工的长期观察，他的处世观，远非父辈模式的简单加减，倒是同代人给予的树林式互相刺激，对他更具影响。处世观，不会人人一律；其形成，除了个性等诸多因素以外，受家德以及家庭资源丰薄的影响很大。

哥嫂均以知青身份，考入北京高校数学专业；他们身上既有清教徒式的学院气质，又有所学专业以推导来寻求真理的习性。父母的这些取向，在早年戴工身上有所体现。他曾作为京城少年黑客，上过当年央视的《实话实说》栏目。面对大牌主持人设有陷阱的提问，八九岁的戴工，十指交叉，侃侃而谈，一旦发现中了主持人的圈套，就开心大笑。后来，戴工并没有头套丝袜，继续在网络世界飞檐走壁。这和他早早匍匐于高考阵地，以及父母担心偏科，不无关系。

戴工终于各科均衡，个人自然是实现了新三好：好成绩、好学校、好工作。但我总觉得，我们可能失去了一个天才的程序设计师。

戴工婚后来沪探亲，爷爷在饭桌上严厉批评了他，因为他忘了去医院探视曾经悉心照料过他的奶奶。记得高考之前，在和我的交流中，戴工对自己父母偏重揭示局限，忽视了父母很多难能可贵的优异特质。同时，他对父母的感恩意识，也久未激活。

戴工从上小学起，就和父母玩着警察与小偷的游戏。每次听到父母出门的声音，即刻心花怒放。在他小房间的桌面上，摊满作业本和课本，他的注意力却都在拉开的抽屉里。里面翻开着航空、航海、兵器、舰船、盗墓、星相等杂志，那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父母迫近，他就推闭抽屉，一面孔思考作业的深刻。

一个人，他的行为自由和父母的存在对立，且十多年如一日，亲情变得寡淡应是大概率。在监督孩子的过程中，有无让他们心悦诚服的家长呢？我小时候楼上有位邻居，比我小一岁，他母亲是儿科主任医师。这位母亲有方法、有威望，她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候，的确像是朋友。她八十多岁时，拒绝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只是保持微信互联，高度尊重两代人的独立性。

转眼，戴工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那个生活上马马虎虎的少年，现在经过厨房里开着的微波炉，定会弯腰而行，避开他理解的辐射伤害。犀利深刻的洞察能力，遇阻绕行的前进方式，不喜冲撞的待人接物，构成他含蓄的日常姿态。

戴工的父亲英年早逝，父亲罹患绝症后，戴工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慌张。父亲追悼仪式的尾声，黑龙江山河农场在京二三十名年近七十岁的战友，横列户外的寒风之中，垂手相握，目送战友。这些昔日知青，从已然苍老的喉管里，发出响亮而不无克制的集体呼喊，向生命的终结致礼，请自己的兄弟走好，闻者无不动容。父辈战友的最后一遍呼喊落下，我看见戴工脸上，有着超然的肃穆。他内心之强大，他对生死的淡然，让我疑惑和震撼共生。

戴工父亲的遗体在火化前，需要等待。一排焚化炉前，亲人们都在灵柩边上。戴工去买了一瓶水回来，他的双唇大大翕开了，他看见刚才安放父亲灵柩的四轮担架上，已空空无物。就在这一刻，他突然失控了，在这个生离死别的厅堂，戴工是唯一的情绪崩溃者。

他终于意识到，真的永失那个愿为他做一切的男人。不可复制的过往，以全新方式，开闸般涌入他的记忆。父亲，作为一个高大男人，第一次在他心里站立起来。此生，他们父子间，尚未动用过一次爱字。

从这一天起，戴工和叔叔之间的代际差别，变得略微模糊。戴工的外形，越来越像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