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消逝之地

伴农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推开单身宿舍的门时被吓了一跳：一个人坐在我床边。

他是我初中同学何大樟，从村子来县城找我，看我不在，便用一张硬卡纸弄开了我的门。我很不开心，虽然我房间里没什么贵重东西，也没有存款，但自己的小窝被入侵，等于主权被侵犯，太没有安全感了。更令人恼火的是，我还不能赶人家走！

天都黑了，外面很冷还下着雨，他请求在我这里过夜。我那张可怜的床只有一米二宽，我看了又看，觉得自己比那张床还悲凉。

那年我在县人民医院工作，已经是一名医生了。我住的是单位集体宿舍，那幢四层楼原先是老医院的制剂室。医院搬走，这房子都用作了职工宿舍。我住的一间，约八平方米，房间内陈设总计：床一，书桌一，木凳一，书若干，再无他物。

我在房间的墙壁上写满了诗句，也在木门上写满诗句，夜深人静时听着收音机入睡，这样子冒充一个文艺男青年，哪里还像一个医生。

工作第一年我就置办了凯旋牌燃气灶和大洲牌铁锅刀铲，下了班后自个儿点火做饭。那时我的一个兄弟正在县城复读高三，傍晚时候从学校跑出来，到我这里蹭饭吃。我的拿手菜是红烧肉，我们喝酒吃肉不亦乐乎，最傻的事是两个人把半锅饭全部吃下肚子，最终喘着粗气歇了两个小时才站得起身。正是那时候，我学会了喝高度的粮食烧酒，一段时间下来，两人竟把原先准备拿来送人的十斤烧酒喝了个精光。

我在县城上班又有单身宿舍，便成了同学朋友落脚点之一。有一年冬天几个朋友来看我，四个人挤在小床上打牌，约好打到十二点，输的一方出钱，大家下楼买烧饼吃。结果新一天钟声敲响的时候，双方竟打成了平手。于是再约，干脆打到天亮，输方请大家吃豆浆油条。天可怜见，我们死命撑到天亮，竟然再次打成平手！白忙活了一个晚上。

单身宿舍的日子跟黑白照片一样缺乏色彩，偶有哪个哥们的女朋友来，便像火把一样映亮破旧的宿舍楼。住四楼的骨科徐医生，女朋友来得勤快，而且经常换新面孔。有一段时间，一位喜欢穿白色长裙的女孩经常往宿舍楼跑，那么鲜亮的白色简直像一曲华彩乐章，一群单身男医生捧着饭碗在楼道里吃饭，目光随着旋转楼梯白色身影一直转啊转，转到徐医生的房间里就不见了。徐医生房间的窗帘挂得真厚，门一关，那耀眼的光便全被锁在了他的房间。

过了春节，我挂在楼道里的一刀咸肉竟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这不奇怪，那年头小偷很多，而且职业道德较好，似乎从来不挑三拣四，大萝卜和咸肉都是菜。外科洪医生过年前新换的一个煤气瓶，某天也被小偷不辞辛劳地搬走，搞得洪医生下班回来手足无措，装满菜的塑料袋拎在手上，不知道放下还是扔了好。

另一位外科的吴医生，则是整幢宿舍楼里的神人，作为名牌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他高明的医术在单位里大家有目共睹的。有一天他把自己的脚趾头切掉了，左右脚各切掉一个小趾。原因是他觉得自己的脚太宽，穿不进时髦的尖头皮鞋（让人见证了“削足适履”这个成语的真实性）。后来这名只有八个脚趾头的外科医生，石破天惊地向医院提出辞职，要下深圳闯荡江湖。辞职这种事，在那个年代仍然是令人惊讶的，我们的单身宿舍因此颇不平静了几天，大家在惊讶之余更佩服吴医生的果断决心。

单身宿舍里的人，一个一个成家，相继搬走了。我走得早些，几年后离开了医院，向着文艺男青年的路上走去，写在单身宿舍门上和墙上的那些字迹都不晓得还在不在。又过了一两年，那一整片老房子都被拆掉了。小巷和小巷里的灯光溜冰场都飞快变成了废墟。

很多年后，我回老家，在县城里见到老朋友，于深夜十一点钟去老地方买烧饼吃。排队的人很多，我在那等待的漫长而无聊的时光里，记起街道对面曾经是我住过的单身宿舍。那里如今是一片洋气的住宅楼，再也找不到半点灰旧的影子。我掰着指头数了数，竟然过去二十五年了。曾在那楼里住过的人，已不知道散落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