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

陈大新

到清明节了，想起去世已近五年的父亲来。

我其实心里明白，父亲一直因我而焦虑。一九五七年的深秋，我出生后没多久便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双腿因此落下残疾。父亲认为是他没有照顾好我，为此后悔自责，成为心结。

我的父亲陈玉虎生于一九二九年十月，浙江海宁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农艺系。我的爷爷是个抗日老兵，一个伯伯，一个姑姑也都是军人，我父亲却选择了农业科技。我小时候总觉得父亲是应当去参军的。但保家卫国与人民温饱都是最重要的，父亲那时想让更多的人不再挨饿，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很现实的问题。

一九五二年，父亲毕业后分配在台州的黄岩农校。一九五四年，母亲游采萍从浙江医高专毕业后也分配到农校当校医，经过两年多的恋爱，他们结婚了。新婚燕尔，俩人去杭州旅游。母亲有个姑姑叫游淑昭，姑夫是被称为“一代词宗”的夏承焘。一九五七年的春节，他们就住在了母亲的姑姑家，夏承焘手书了自己的一首七绝相赠，其诗云：“一道裙腰绿渐浓，杖藜无奈雨兼风。苏堤好在孤山看，忘却孤山似画中。”并为他俩新婚书一联对：“何为爱情代对方设想；趁开笑口为大众唱歌。”父母大约都是用心领教了，他们后来一直相互理解，彼此相让。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是个研究员，不能搞研究比什么都难过。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作为一个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总想为祖国添砖加瓦，但对我来说并不公平。折腾又折腾，直到一九七八年才终于迎来了科学界的春天。我才有机会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可是我已经49岁了。”在一种紧迫感的催促下，父亲将所有精力投入到科研的项目上来。一九七六年，父亲正式接受了主攻杂交水稻的任务，当时浙江省缺少自己当家的水稻品种，父亲和他的团队培育出的“汕优6号”填补了这一空白。几年后，又育出“早籼143”，不但成熟期早，又不落粒，深受农民欢迎。父亲在杂交水稻方面的成绩，受到了“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关注，在一次全国会议上，袁隆平听说父亲培育的粳杂在温州苍南试验成功，很是惊喜，因为粳杂是一个难度极高几乎要被放弃的课题。父亲和他的科研小组后来以“汕优10号”水稻杂交品种，获得了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个人也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国务院特殊津贴。

父亲将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对土地的深情》，他对当年选择了农业科研事业无怨无悔。我时常想到他的时候，眼前就浮现出瘦瘦高高的他刚从田间回家，手里拿一顶旧草帽，裤腿挽起，还沾了斑斑点点泥花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