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的眼睛

郑宪

二姐出生半年，比她大一岁的大姐出痧子，传染上二姐，发烧，病后没人注意有异常。她刚读小学时，黑板上的字会抄错。老师来家访问：这孩子眼睛有问题？到医院一查，近千度的近视，且眼底坏了——高烧引发，无法逆转。

那年我刚上小学，是个夏日傍晚，要回二楼的家，却被一个大我两岁的男孩拽住，“你二姐留级了！”他和我二姐一个班。“老师找你妈谈话呢。”抬头，正看到母亲在水泥楼梯上，送女老师出门。我上楼进屋。屋里是夜晚降临前的昏暗，二姐在朝南屋角，一个侧面剪影，嘤嘤地哭。

不承想，二姐考中学考入了大姐读的同一所名校。她在小学留级那年立志：追赶成绩优异的大姐。一考四座惊。“眼睛要考瞎了”，母亲说。

1974年夏，我到二姐插队的江西。二姐从一间竹子搭建的屋里走出，满脸的黑，满身的灰，发梢沾着草末，说为迎接我，在灶台煮饭呢。她没戴眼镜，眼白清澈，眼珠晶亮，反射我的面影。

我那时在上海工厂学徒满师后，用积攒的钱买了相机，刚游完大庐山，到二姐这边的“小庐山”。山风吹拂，丝丝馨甜扑鼻。上海女知青们在竹楼下，围坐竹椅，劈竹做筷子。她们都开心，说我的相机会把那个小庐山和她们的形象，一起摄入镜框里。

我们去拍照，看漫山遍野的竹林。气候、阳光和山上的云遮雾绕，适合竹子生长。但二姐说：这里砍下的竹子运不出去，竹筷不好卖。但她感到幸运：每天一开窗，一出门，满眼是竹海的绿，几年下来，她眼睛竟能看清一些东西了。干脆，她不再戴眼镜了——大自然的恩赐是治眼仙药。

在知青点，遇到一个叫尹强的男知青。强哥开一辆卖竹子的手扶拖拉机，带我去看当地的百丈山，虽没大庐山壮观，却有许多秀丽湍急的小瀑布。离开二姐处前一晚，我对强哥说，在中学毕业时我写了血书，要去大兴安岭干革命，是学校“硬把我分到上海工厂”。强哥听了斥我，“你瞎讲！”他说你大姐为你有眼病的二姐留上海，先报名到农村插队。可你二姐分配时不留上海，把在工厂的机会给了你。“两个姐姐罩着你——她们伟大，你幸福。”他还告诉我，一个晚上，二姐回家，下大雨，因视力差，“只差小半米，人就要摔入一个崖沟，葬身几百米下的竹海”。

回上海后，我在家洗放照片。照片中，二姐遐想地眺望竹海，在竹海中笑得甜蜜。可那晚我边放照片边流泪。我愧疚，想二姐夜晚看不见路，寻不到自己宿的竹舍，怎么办？

前段时间，弟弟的女儿结婚，一家族人相会，我见到快七十岁的二姐，脸上皱纹少，头发尚黑。我说你真好。她笑着说：好什么呀，眼睛看不见东西了。

二姐还是不戴眼镜，说戴了没用。她看上去精神，却凑着我说：“我看你，一片模糊。”她现在身边有两个搀她行街过路的人，一个是对她体贴入微的老公，另一个是5岁多已很懂事的小外孙，“人活在世上，不能什么都拥有。你说对不？”

想想，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