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新枝 别有生长

◆郑荣健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对于越剧和越剧演员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既是胎气同源，也是剧种经典，自然浸润于日常，在最基础、最本色中塑造越剧审美，往往也意味着它的高度和难度。章益清以一出新版《梁山伯与祝英台》摘得第3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主角奖，接着又荣获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在重返越剧成长蜕变期的守正创新中，根据自己的声线、音色特点和个性优势，生动塑造了当代审美语境下的新的祝英台形象。

对越剧舞台上的梁祝故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其最初演绎是比较鄙俗的，有的唱词简直不堪入耳，跟现在人们熟悉的充满诗情画意和精神写意的“化蝶”意境距离甚远——可形而下的鄙俗如何能产生如此升华，本身就很值得思考。经过几代越剧艺术家的改良改造，这部作品的精神性内涵得以延展生长，情节、情感、情境变得逐渐合理、完善、细腻和深化，这才有了如今被广为传唱、影响遍及海内外的经典。章益清在剧中主演祝英台一角的新版《梁山伯与祝英台》，首演于2006年，当时是茅威涛主演的梁山伯，其“新”也是围绕着精神性而展开的，包括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为主题去引领、贯穿、丰富现代舞台的技术呈现和细腻身段的层次安排，以扇喻蝶承现实而启精神，用《诗经》辞句增加人文意绪和质感，等等。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演出，这些处理基本已痕迹磨尽、更趋圆融，成为渗透到演员身体本能当中的反应。这是章益清演绎此剧而成功的重要基础。

章益清的表演赋予了“这一个”祝英台丰富细腻的层次，很大程度上是此经典叙事的脉络所提供的，但又别开新枝、别有生长。这个故事难演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祝英台竟至于到最后可以殉情化蝶而去，而在民间性与文人化之间，最难把握的就是此在之实与彼在之虚如何衔接贯通。也就是说，民间性所承载的真的保留与精神性所生长的诗的向度，它们矛盾统一于人物而需要演员去找到并催发成长。这是一个渐近自然的过程，而章益清显然找到了这一个祝英台的“人生四季”。

开始有一段戏，是祝英台扮卜卦先生捉弄父亲。它制造了一对正常的父女关系和孝顺的语境，也伏笔了人物乔装读书的后事，而对人生充满期待的祝英台就像一颗质本天然的种子，将随着离家而走进她的春天。在这里，章益清捕捉到的是不失闺阁之度的活泼与娇憨。扑蝶相识，草桥结拜，于春光明媚之际，接神韵于浪漫。我们还看到了祝英台初出远门的喜出望外和蓦然乍见的神凝心喜，而尺度仍在君子分寸、动止知守。同窗共读，情渐近切，“一碗水”隔榻之约，让祝英台渐渐认识到了梁山伯的人品，那一段唱亦由敬生情，“愿与他，高山流水结知音”，随后的请师母做媒和长亭相送，便如落花时节送春归，显得绵邈悠长。章益清用她在中音声线上独特的优美，自然地连缀和发展着人物的情感，并在“十八相送”一场推进到了上半场的高潮。这段经典对唱和“楼台会”中的“十相思”均用的尺调腔，当然“十八相送”节奏快一点，“十相思”用的是慢板，喜悲不同，不必解释。而恰恰是在尺调腔上，最能发挥和体现章益清的声腔优势，更加饱满圆润、醇厚唯美，也就更显凄婉深情。

梁祝故事可以说戛然止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秋天，在最绚烂的季节。那不似在人间的合冢大概可称是冬季，是作茧于现世，而化蝶已是形而上的、诗化和神话的存在。章益清同样没有受限于自己的优势，她也努力尝试着循规蹈矩之外的生长。比如“英台哭坟”一场，情感的爆发和声腔的基准相互制衡，表情也因以表面的平静传递内心的激荡而如秋叶之静美与凄美，让人顾之垂怜，让人看到了祝英台在现实尺度里的温柔、善良和孝顺，看到了她内心中的浪漫、多情和反抗。我们见惯了绝望的痛断肝肠、撕心裂肺，却鲜见绝望的表现以静喻动、臻至于美。或许我们会突然领悟到，祝英台能够从容举身、合冢殉情，此时方才合情合理。悲可缢吊、可撞碑，种种悲壮，那是情感情绪的直观，却不美。章益清的唱腔表演“心有静气，益彰其美”。哲学、科学和艺术往往殊途同归，哲学的极致是美，美的极致一定蕴含哲理性，哪怕不经意或未经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