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岸
十年前来明城留学,知道这里是全德国最小的汉学系。教授只有一位,本科生总共二三十个,硕士博士更少。听说我们系一度要被撤销,是教授——也是我的导师、系主任——努力不懈,才算渡过难关。要被撤销的原因是学生少,学生少的原因,是我们系专攻古代,而学生想了解现在。
努力的第一步,改专业的名称,把“古典汉学”(Klassische Sinologie)改成“汉学”(Sinologie)。我们本来就有近现代中国的课,也教本科生写简体、讲白话,换块招牌而已。教授也收了几个做现当代的博士生,研究民法典语言的、研究职业教育的。我们也拿到基金的资助,请了不少有名望的学者,办了一系列讲座。
再后来,学校筹建“亚洲中心”,汉学系是主力,要扩大编制,招一个研究现当代的青年教授。有的同学赞许,传统汉学固然好,但要生存,要有学生、要有钱,靠现代的养古代,虚实相济,不是很好么?她说得有道理,可我不同意。就像一瓶茅台,酒精含量减半,并不等于半瓶茅台,它什么都不是;像用缓释药,要让血液里的药物达到一定浓度,淡了一半,等于白吃。
我们的争论当然不作数。德国人做事很慢,算了算,等青年教授招来,导师正好退休,于老师也退休——是我们系老教师,颇谙唐宋文学,烂熟钱锺书——其他都是年轻人。新的主任上任,一切都要变了。我也应该在那年毕业,和我们系的“旧时代”一起离开。不过我的打算也不作数。去年导师退休,我没毕业,因为系里事多,他来不及改我的论文;新来的主任是他的弟子,专攻唐代文学,我们系的“学脉”仍在。他们联合十几个系,向德国科学基金会(DGF)申请项目,我的名字也在里面,作为博士后。学校上下志在必得,因为五年前批准过一次。赶在结果公布之前,我把毕业论文交了,等着双喜临门,但是,老师们的盼望也不作数——批准三十一个项目,文科只有三个。
我习惯破釜沉舟,没有计划后路。也不都算坏事,如果项目通过,要改做唐宋的法律文书,而如今可以继续研究我的寺院。按理应该回国,进一所高校,但现在不比以前容易。更要紧的是,听说国内的学者,除了做学问,还要有其他的诸多综合能力,我是远远不及的。也有师友劝我,到哪里都要适应。尝试也好,适应也好,都要花不少精力。我想以全部的我做一件事,少了一半,什么都不是。
好在我研究古代,传世文献不像近现代档案,珍藏在档案馆;好在我读书不快,还有好多常见的文献读不完;好在国内的书不贵。朋友问我,靠什么生活呢?——“啃老”、“吃软饭”,我要做李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