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亦史的《世说新语》

喻军

《世说新语》通常被当作一部记叙汉末、三国、两晋间帝王将相、士庶僧道特别是魏晋名士们清谈忿狷、崇尚隐逸和行为放诞的笔记体志人小说，当然极个别文史类著作，如清《孙氏祠堂书目》将其列入“史学传记类”似无不可。全书原为八卷，南朝梁时刘孝标注本十卷，今传本皆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门四科）、方正等36篇共1130则。原名《世说》，后为规避汉代刘向同名之《世说》，改为《世说新书》，再经北宋晏殊整理勘校后，称作《世说新语》。

鲁迅说《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差不多就可看作一部名士底教科书”；宗白华先生认为“世说新语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苦痛的时代”，“过江诸人”、名流士族西迁东渡所造成的漂泊摇落之悲，在书中不乏记载。同时，它又被称作“人的觉醒”的时代，名士们世浊我清、世俗我雅的人格特质及惊世骇俗的言行，在中国历代文人中堪称“另类”。从艺术性讲，其生动传神、玄旨片言和简约隽永的文字，深刻影响了以后的文学史。

《世说新语》的作者，历来认为是南朝宋的临川王刘义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却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当时的刘义庆“才词不多”“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这一点沈约在《宋书》中亦有提及。现存刘义庆诗仅两首、文仅六篇亦可佐证其并不以个人创作见长，却以招揽名家为左右而见称，比如鼎鼎大名的鲍照，亦在著书之列。

《世说新语》之所以不能简单地划为小说体裁，私以为有以下原因：《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虽然《世说新语》是一部采辑旧文如《魏晋世书》《魏书》《高士传》以及东晋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均已散佚）等有关汉魏以来名士应对、人物品藻等方面的著作，但书中所涉626人均非虚构，在历史文献中都属有名有姓、可以互证的人物，绝非作者凭空想象的产物，这就和小说截然不同。另外，《世说新语》确有不少文学加工的成分，也有不符合史实、不符合年代、前后矛盾等瑕疵，这是由于“集体创作”，资料搜集难免有来路各异的现象，所以说《世说新语》既非历史场景的实录，又没有脱离历史人文的地基。

换句话说，若把《世说新语》当作正史来读，则明显不足；倘把它看作纯粹的文学作品，又未免泯其大观。其实，即便是正史，也有虚构的成分，比如《史记·项羽本纪》中述垓下之事，即明显带有太史公的个人想象，但丝毫不影响《史记》作为正史的严肃性和可靠性。

司马光说“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正是此理。所谓“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远实用而近娱乐”及“为赏心而作”等品评，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世说新语》乃游离于史学和文学之间、一种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叙事范例。

至于《世说新语》中生动鲜活的故事和人物，可谓俯拾皆是，如“雅量”篇中“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一节，可谓千古绝响；“任诞”篇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空灵超逸、兴至而返和阮籍、刘伶等人放纵不羁的强烈个性色彩；“惑溺”篇中曹操父子争夺甄氏；“文学”篇中曹植在曹丕威逼下七步成诗；还有谢安、谢玄、王导、王羲之、张季鹰、山涛、王戎、孙登等人物的出场，有的豪气淋漓；有的质淡意隽，笔墨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均可称极为精彩的传世名篇。

《世说新语》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历代出现了许多种“世说体”文学著作、绘画作品和以《世说新语》的人物、故事为蓝本的戏剧作品。至于后人诗文中引为典故、成语者更是不胜枚举。持论《世说新语》为小说不是不可，而是难以涵盖其丰盛的外溢价值。

《世说新语》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描摹魏晋名士们的奇闻轶事，实际上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名士们的风神风骨、风情风度，成为后世追摹传统士人精神的一部重要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