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剧场的日子

黄中俊

住在剧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与住在工厂、学校、机关的筒子楼的感觉不一样？如果是住在一个声名显赫、令人膜拜的剧场，是不是更有梦幻般的感觉？

然而，并不是。至少曾经在首都剧场住了近三年的我这样觉得。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在的首都剧场，是老式的苏式建筑，集演出、排练和办公为一体。紧靠王府井大街的，是演出剧场，演出剧场后面是一座呈凹字形的大楼，一共四层，最初是作为化妆楼设计的。在住房紧张的年代，大楼的三、四楼就成了剧院部分员工的宿舍，由夫妻二人拖儿带女住着。于是之、林连昆、苏民、吕中还有很多员工都或长或短在那里住过。我从上海毕业进入人艺的时候，就被安排住进了四楼的女员工宿舍，424房间。

当我第一次走进宿舍的时候，里面横七竖八放着单人床、写字台、椅子等，冷清凌乱。我请刚认识的舞美处的方义找来竹竿，在单人床上拉起了蚊帐，再用其他单人床、写字台、我托运来的行李箱、布帘等，给自己隔出了一个小空间。后来，又有中戏毕业的女生住进来，著名的中戏表演系87班的女生如陈小艺、徐帆等，最早就是被安排住这间宿舍的。她们搬进宿舍的那天，我推开房门，只见我自己隔出的小间已被拆除，房间里被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塞得满满的……这间宿舍也是女员工的休息室，有时会有女演员、女医生等来午休。

宿舍里有一扇窗，窗面对的是一个天井。站在窗口，我是看不见街景的，只看得见一小片天，看得见围绕天井的房间和排练厅的窗户，看得见墙上常沙娜设计的敦煌风的莲花造型浮雕，听得见排练厅的声音。天井仿佛是一个天然音箱，使排练厅里演员们念台词的声音产生了回响，变得悠长绵延。《茶馆》排练时，我会听见第一幕开场时裕泰茶馆的热闹嘈杂。入夜，排练没有了，但我能隐约听见剧场演出的声音、观众的笑声掌声，能听见浴室的流水声——剧场有演出的晚上，浴室是供热水的，也能听见楼道里的脚步声、炒菜声甚至夫妻间闹不愉快的声音。

走出宿舍，就是其他员工的家了。三、四楼楼道里一家挨一家，家家门前有个三屉桌，桌上锅碗瓢盆一应俱全，旁边的矮凳上则放着高压锅、煤油炉。每到做饭的时候，煎、炒、烹、炸，楼道里好不热闹。我就是从张万昆媳妇那里，学会了饺子的花边包法。我有时去食堂买好饭后到同事家吃饭，有时也去同事家如杨立新家蹭饭。我进人艺时，人艺正在排《雷雨》。我经常看见扮演四凤的郑天玮穿着排练用的淡绿色的纺绸短衫，在楼道里忙前忙后做饭，在灰暗的楼道里很是亮眼。郑天玮后来在文章中说，她要在生活中找到四凤平时操持家务的感觉。

住在首都剧场的日子里，到过我宿舍的人不少，有剧院内不同部门的同事，有报社、杂志社的记者、编辑，有大学时代的老师、同学，有来北京旅游的亲戚。我还张罗过吃涮羊肉，组织过聚会。我24岁生日聚会就是在那里办的。那天晚上，我担任场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正好有演出，梁冠华、郭冬临、李洪涛化好妆后简单参加了聚会，然后再去演出，李洪涛还送了一束鲜花，那也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束鲜花……很多年以后，当年到过这个房间的人，功成名就的很多，命运坎坷的也不少，想起来不免令人感叹。

剧场门前有个小广场，平时人不多，有时会有人打羽毛球、跳绳。为了参加北京市机关运动会，我曾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练广播操。舞美处的方义、李果在这里手把手教我骑自行车。我一圈一圈在广场上练习，当然没少摔跤，终于有一天骑出广场，骑到了王府井大街上。犹记得，那天我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我也曾看见徐帆牵着杨立新的儿子杨玏在广场上散步，那时的杨玏还在读幼儿园……

其实，住在首都剧场的日子与住在工厂、学校、机关的筒子楼的日子没有多大区别。每当华灯初上，首都剧场散发出橘色的光，在夜幕下宛若一座金色的殿堂，引领人们怀着朝圣的心态从四面八方涌来。然而，在剧场的后面，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昏暗逼仄，锅碗瓢盆，家长里短。人们看到的是光鲜，光鲜的背后却是黯淡。这或许就是人生吧。

后来，剧院分了房子，住在那里的人搬走了，我也离开了。人艺对剧场进行了重新装修，四楼成了博物馆，布局完全变了，我根本找不到我住过的宿舍了。

后来在方义的指引下，我才找到了原来424房间所处的位置。当我拉开黑色的纱窗看见那个天井和天井上方的那一小片天时，我叫道：是的，就是这里！墙上的敦煌风的莲花造型浮雕，还有天井里回旋的排练厅的声音，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了很多年以前住在首都剧场的日子，一半是光鲜、一半是黯淡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