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志豪
十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我走过宁波路,忽然随风飘来一阵丝弦悠悠、板鼓笃笃的演唱声。循声找去,在一大间街面房屋门口,张贴着大幅的“黄永生星期天‘大家唱’第223期”的海报。
我进门一看,济济一堂,轮番登场,滑稽名家方艳华一曲方罢,越剧名家金采风、史济华的《祥林嫂》接踵而上。压台戏正是黄永生的《做人要做十三点》:“良心要善一点,讲话要轻一点,肚量要大一点,脾气要小一点……”
对六十岁以上的上海人来说,上海说唱艺术家黄永生(1934—2013)先生可谓大名鼎鼎。当年“文革”结束后,大街小巷和公交车上都播放黄永生的上海说唱《古彩戏法》《狗头军师》等,这是风靡当时的街头流行曲,也是上海说唱的高光时刻。那时我们单位,开饭时总要播放《古彩戏法》《狗头军师》等,久而久之,耳熟能详。于是,他在麦克风里唱,我们在饭厅里唱……
黄永生告诉我:一次,他在延安路外滩候车,只见一长队幼儿园小朋友过马路时,奶声奶气地唱着《古彩戏法》:“毯子身浪盖一盖,变出了黄金万两……”行人自动驻足,不断鼓掌叫好。黄永生又惊又喜,几乎笑倒在地。
据黄永生自述,他的父亲是被日寇杀害的。他在少年时代凭借自己的天赋,痴迷于说唱艺术,用以宣泄杀父之仇,并从此与说唱艺术结下了终身情缘。
流行于江南地区的说唱艺术,脱胎于独脚戏、“小热昏”、浦东说书等民间艺术。在前辈艺人筚路蓝缕的开拓下和黄永生等同仁殚精竭虑的努力下,使这个曲种已经发展成说表唱做的综合艺术。只是,它被统称为“说唱”,大而无当,令人遗憾。
1956年,黄永生赴京参加全国曲艺会演,他的节目引起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关注。侯先生问:这是什么曲种?黄永生回答:是说唱。侯先生当即指出:说唱含义广泛。你既然来自上海,就叫“上海说唱”吧!大师之言,一锤定音。从此,“上海说唱”顺理成章地成了全国曲艺的品种之一。后来我曾查阅《中国大百科全书》,在“上海说唱”的条目里,侯宝林和黄永生的那段对话已被载入其中。
黄永生生就不安于现状的品性,他总想让上海说唱在全国曲艺界显得摇曳生姿,别具一格,你说他是野心也罢,雄心也罢,但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使上海说唱更上了一层楼。1964年,他到北京怀仁堂演出而且获奖,周恩来总理竟认出了他是表演上海说唱的,并鼓励他“好好演出,为人民服务”,周总理还和黄永生与战友合影留念。
早年的说唱艺人,常手拿两块木板片用于击拍伴奏。黄永生将其改成三块红木材质,其中两块以插销相连,第三块用于击打,还拴上红色的穗子,不仅美观,而且丰富表演,或为书、或为扇、或为剑,黄永生把它命名为三巧板。就此开始,一袭长衫,一副三巧板,成了上海说唱演员的标配。
黄永生形象好、嗓子佳、中气足、口齿清,富有激情,感染力强,无人可出其右。他曾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白玉兰终身艺术奖,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说唱的传承人。他早已功成名就,却不仅推出了“星期天‘大家唱’”;还办起了上海说唱艺校……我问:这样超负荷运行侬吃得消吗?年逾古稀的他不予回答,只是在地上做起了俯卧撑,我生怕他有闪失,赶紧叫停时,他已起起落落地完成了35下……
我以为,黄永生结缘上海说唱,才有了施展才华的空间,这是黄永生的造化;而上海说唱拥有黄永生,则提升了这个曲种的艺术含量,这是上海说唱的幸运。两者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