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生先生两三事

潘志豪

十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我走过宁波路，忽然随风飘来一阵丝弦悠悠、板鼓笃笃的演唱声。循声找去，在一大间街面房屋门口，张贴着大幅的“黄永生星期天‘大家唱’第223期”的海报。

我进门一看，济济一堂，轮番登场，滑稽名家方艳华一曲方罢，越剧名家金采风、史济华的《祥林嫂》接踵而上。压台戏正是黄永生的《做人要做十三点》：“良心要善一点，讲话要轻一点，肚量要大一点，脾气要小一点……”

对六十岁以上的上海人来说，上海说唱艺术家黄永生（1934—2013）先生可谓大名鼎鼎。当年“文革”结束后，大街小巷和公交车上都播放黄永生的上海说唱《古彩戏法》《狗头军师》等，这是风靡当时的街头流行曲，也是上海说唱的高光时刻。那时我们单位，开饭时总要播放《古彩戏法》《狗头军师》等，久而久之，耳熟能详。于是，他在麦克风里唱，我们在饭厅里唱……

黄永生告诉我：一次，他在延安路外滩候车，只见一长队幼儿园小朋友过马路时，奶声奶气地唱着《古彩戏法》：“毯子身浪盖一盖，变出了黄金万两……”行人自动驻足，不断鼓掌叫好。黄永生又惊又喜，几乎笑倒在地。

据黄永生自述，他的父亲是被日寇杀害的。他在少年时代凭借自己的天赋，痴迷于说唱艺术，用以宣泄杀父之仇，并从此与说唱艺术结下了终身情缘。

流行于江南地区的说唱艺术，脱胎于独脚戏、“小热昏”、浦东说书等民间艺术。在前辈艺人筚路蓝缕的开拓下和黄永生等同仁殚精竭虑的努力下，使这个曲种已经发展成说表唱做的综合艺术。只是，它被统称为“说唱”，大而无当，令人遗憾。

1956年，黄永生赴京参加全国曲艺会演，他的节目引起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关注。侯先生问：这是什么曲种？黄永生回答：是说唱。侯先生当即指出：说唱含义广泛。你既然来自上海，就叫“上海说唱”吧！大师之言，一锤定音。从此，“上海说唱”顺理成章地成了全国曲艺的品种之一。后来我曾查阅《中国大百科全书》，在“上海说唱”的条目里，侯宝林和黄永生的那段对话已被载入其中。

黄永生生就不安于现状的品性，他总想让上海说唱在全国曲艺界显得摇曳生姿，别具一格，你说他是野心也罢，雄心也罢，但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使上海说唱更上了一层楼。1964年，他到北京怀仁堂演出而且获奖，周恩来总理竟认出了他是表演上海说唱的，并鼓励他“好好演出，为人民服务”，周总理还和黄永生与战友合影留念。

早年的说唱艺人，常手拿两块木板片用于击拍伴奏。黄永生将其改成三块红木材质，其中两块以插销相连，第三块用于击打，还拴上红色的穗子，不仅美观，而且丰富表演，或为书、或为扇、或为剑，黄永生把它命名为三巧板。就此开始，一袭长衫，一副三巧板，成了上海说唱演员的标配。

黄永生形象好、嗓子佳、中气足、口齿清，富有激情，感染力强，无人可出其右。他曾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白玉兰终身艺术奖，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说唱的传承人。他早已功成名就，却不仅推出了“星期天‘大家唱’”；还办起了上海说唱艺校……我问：这样超负荷运行侬吃得消吗？年逾古稀的他不予回答，只是在地上做起了俯卧撑，我生怕他有闪失，赶紧叫停时，他已起起落落地完成了35下……

我以为，黄永生结缘上海说唱，才有了施展才华的空间，这是黄永生的造化；而上海说唱拥有黄永生，则提升了这个曲种的艺术含量，这是上海说唱的幸运。两者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