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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古城 留“乡愁” 荷戟而行终不悔
中国古城古镇守护卫士 同济大学教授 阮仪三
阮仪三始终关心文化遗产保护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制图 邵晓艳
1968年在同济大学
阮仪三（中立者）四岁时在苏州宅园生活
活到老学到老
一九八零年三月，阮仪三（左）在常州淹城战园古城遗址勘察
一九八三年带领学生在北京北海公园考察参观
一九九二年在安徽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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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炯强
冬日的上海，在赤峰路上的一所公寓，记者见到了90岁高龄的阮仪三先生，便聊起了一个热门话题。抖音等网络平台上常常播出欧洲城市的视频，皆是百年建筑，画外音则不停地“这么破啊，还不如我们的三、四线城市”。说到这，阮仪三摇头：“钢筋水泥，不能成为城市的主流。”
“乡愁”，阮仪三说出了这个词。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历了三四十年，今后该往何处去？
阮仪三认为，就是要留住乡愁，把能产生历史传统特色的物质遗存保护好，这就是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与传承。古宅、古桥、河流、街巷、场院构成的生活场景，要的是原生态而不是生造。而在今后建造新建筑，营建新城镇，就是要从这些优秀的历史遗产中汲取营养，要留住这些历史的精华以及老屋老村内在的文化内涵，才能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儿时情怀
老巷的童年日子 积淀古镇情怀
阮仪三1934年11月出生于苏州。其高祖阮元是乾隆年间进士，官至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4岁的阮仪三随着父母从苏州逃难到了扬州。阮仪三回忆：“我们回到了老家扬州乡下公道桥，日本人也到了扬州乡下，我们都躲在竹园里，母亲是在竹园里生下弟弟。”形势稳定下来，阮仪三回到苏州上学。当时，日军占领了苏州。原本的教会学校变成了日本人管理的学校。阮仪三记忆中，当时是要学日语的，直到1945年。当年，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阮仪三和同学们都高兴极了，“大家把日本人的东西全部堆在操场上，一把火全都烧了。”
阮仪三的儿童时代生活在典型的中国城镇，他的“乡愁”源于此。他回忆——
“过年时节，脑海里泛起许多儿时在苏州过年的情景。我记得从腊月二十四送灶那天就开始为过年忙碌了。清晨巷子里就响起‘送灶糖元宝’脆生生的童音叫卖声，这是用饴糖做的。薄薄的用瓷碗扣出来的元宝样子的糖糕供灶神用，灶神嘴巴吃甜了，上天就会说好话。从这天起家家户户都要掸檐尘，揩门窗，陈年的积灰、垃圾都要扫干净……也是从这天起，家里在后房堂屋里要挂起历代老祖宗的容像，也叫禧神的画像照片。每天要上供、敬酒、磕头，长辈们就会讲些祖辈们的故事，我们也就弄懂了什么箭衣、顶戴、补子等知识，也知道了我们家族的身世。大年初一是小孩子们最开心的日子，震天响的爆竹，早早地就被吵醒了，先要摸枕头下的压岁钱，下床鞋肚里有包着云片糕、红枣、桂圆的吉利包，穿上早就准备好的新衣服，喜气洋洋地跟在大人后面，敬神、祭祖再四处拜年，这天最忙了。”
“这时我们就搬住到钮家巷。钮家巷的房子和上海的石库门房子样式很相像，三楼三底，前后进都有天井，我家的左邻右舍都是七八进的深院大宅，后面还有一个大花园，水池、假山、亭台楼阁，给我留下了深刻又温馨的记忆。这条钮家巷原本一半是河道，所以是窄窄的，在河沿上还生长着一株株高大的树木，我家门前的是一株老榆树，三四个小孩都抱不拢，巨大的树冠把整条巷子都遮满了。秋天落叶后，满街是阳光，不像现在到处喜欢种不落叶的樟树，冬天显得阴冷，晒不到太阳。我小时候河水是清的，大人在河埠上洗东西，我们小孩就挤在边上抓小虾、摸螺蛳。河里每天都有船只划来，每家吃的蔬菜瓜果、烧饭的柴草都靠船运，那雪白的莲藕、满船的西瓜、鲜活的鱼虾，船娘会拉开嗓子喊卖，特别是卖西瓜，那真是花腔女高音，有韵味得很，会招来许多顾客。”
1 和扬州城始终结缘 双脚实地丈量古城
1951年，阮仪三报名参加了海军，那一年他17岁。当兵5年后，1956年9月，阮仪三考进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系，师从中国知名古建筑园林艺术专家陈从周教授。由于刻苦好学，陈从周先生也对这个年轻人特别垂青。
1957年、1958年，阮仪三跟着陈从周一起做中国城市建设史调研，专门回到扬州做扬州园林调查。何园街、花园街……
阮仪三介绍，当时，中国许多建筑规划大师对北京旧城墙没有被保留，都有深深的遗憾。比如，梁思成当年就为此大哭一场。他们努力保护其他的古城，如西安、南京、苏州。“苏州至今保留着一段老城墙，得益于陈先生等前辈的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扬州成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1986年至1987年，阮仪三带着数十名学生来到扬州，做了《扬州市古城内历史风貌地段开发规划》。他每天带着学生，用自己的脚实地丈量扬州古城，小秦淮、教场、徐凝门大街、小盘谷……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阮仪三的规划非常详尽，对扬州古城进行了全面梳理，城墙保护、新区发展都涵盖其中。他还义务为当时扬州的政府招待所珍园、萃园、石塔园做了规划。项目完成后，阮仪三将规划完整地交给了扬州有关部门。
祖籍扬州的阮仪三与这座城市始终结缘。2006年起，阮仪三带队开始到运河沿线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运河之都”——扬州、淮安、聊城、济宁及其所属的城镇，深入到运河边的古镇古村，重点考察了大运河的现状、保护价值和保护措施。
2007年6月，阮仪三成立了“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观察站”，带领学生历时一年零八个月，将大运河沿线64个城市、142个城镇全部走了一遍，形成了一份《大运河沿线历史城镇报告》。“经过历史的风蚀，大运河沿线历史城镇所保存的文化遗产已经很少了，有的文化遗产甚至已遭到较为严重破坏，要加强对大运河沿线现存历史文化遗产的摸底调查，避免进一步开发建设可能造成的申遗失败是保护的新起点。”阮仪三说。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由扬州牵头的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运河申遗，八年梦圆。这里，离不开阮仪三和其团队成员的贡献。
2 “刀下留城”救平遥 保下的何止是建筑
阮仪三之所以成名，就是由于当年“刀下留城救平遥”的经历，已经成为中国古城遗产保护的一段佳话。
上世纪60年代，做中国城市建设史研究时，阮仪三就曾在山西大同沿线做历史城镇调查，平遥、太谷、忻县、祁县、介休等城市都保存得非常完整。然而，1981年，阮仪三接受山西省建设厅的委托，到山西榆次做城市总体规划时，看到的平遥、太谷古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古城拆迁非常快，很多都已经面目全非，只有废墟了。”
当时，山西平遥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开始大兴土木搞发展，拆除古旧建筑。阮仪三前去调研时，正好遇上开一条大马路，开了180米，拆掉30多幢明代建筑、100多幢清代建筑。阮仪三痛心不已，立即找到山西省建设委员会领导，要求给平遥做规划，保护古城。
那个时候，阮仪三学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讲师，他直接上北京筹款。他拿着规划和文物建筑的照片到北京，找到了当时的文化部文物组组长罗哲文、建设部总顾问郑孝燮，请他们到平遥亲自察看，就这样筹措到了第一笔保护经费8万元。后来，罗哲文、郑孝燮在阮仪三的规划书上写下“这是刀下留城救平遥”的批文，规划书被山西省建委批准了，平遥古城就这样被保了下来。
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与云南丽江古城、四川阆中古城、安徽歙县古城并称为中国现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
现在，平遥已从一个晋中盆地的小县城，变身为国际旅游城市。人们似乎已经不再记得，40多年前的往事。2017年，平遥古城周边换上了“人名路牌”，东南西北依次为罗哲文路、阮仪三街、郑孝燮路、王景慧街。四人都是山西的“申遗功臣”。如今，只有阮仪三一人尚在人世。
阮仪三告诉记者，那些没能筹措到经费的平遥周边的古城，如太谷、祁县、忻州、介休等就没能得到妥善保护。特别是当时的太谷，拥有完整的城墙、钟鼓楼、孔庙、各式各样的坛庙和民居。上世纪80年代，整个城市被完全拆掉重建，历史遗迹却荡然无存。
3 保护规划水乡古镇 阻止开路奋不顾身
小桥流水、黑瓦白墙，江南古镇的“乡愁”始终烙在阮仪三的内心。
上世纪80年代，随着苏南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众多江南古镇面临不复存在的危机。阮仪三主动提出要为古镇做保护规划。经过调研，当时江南一带古镇就有170个，阮仪三开始一个一个跑。
当时还很偏僻的周庄，保存良好的传统民居生态吸引了阮仪三。他主动提出免费做规划，希望能按规划设计建设。他提出的规划方案是，先保护古镇，然后在古镇外面发展工厂。阮仪三主动帮助周庄招商引资，还将申请到的5000元科研经费投入到周庄的规划设计上。他也成为苏州市的政府顾问、周庄的总规划师。
在国家首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中，有五个镇的保护规划出自阮仪三之手，它们分别是周庄、同里、甪直、乌镇和西塘。如今都是长三角著名的旅游景点。2003年12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阮仪三及他一手规划才存留至今的周庄、南浔等江南水乡古镇颁发了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然而，江南古镇保护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阮仪三向记者讲述了当年一则阻止开路的故事。
1998年底，地方政府看到周庄、同里、甪直三个古镇的旅游事业发展得很好，就进一步打算开辟一条旅游公路，把三个镇连在一起。可是，看到这条公路的规划，阮仪三急了。因为公路选在紧靠周庄古镇边上，并且要穿过周庄镇区，之后，不仅要破坏周庄的历史文化风貌，而且会对周庄正在申报世界遗产造成不良影响。
正好在北京召开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会议，建设部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都参加了。阮仪三在会上说了周庄开路的事，引起了所有到会专家的共鸣。他们一致要求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对此事进行干预。建设部随即拟了一份文件，提出周庄古镇边开公路不妥。但是此时，公路已经开工，地方政府拿出折中意见。但是，阮仪三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条公路绝对不能开，开了就会对周庄古镇造成环境的破坏。这是过境性公路，大批车辆通过会造成很大的干扰和空气的污染。”
当年，阮仪三站在新开发的路基上对那些来采访的媒体记者们讲：“这条路要继续开下去，我会躺在这里让压路机从我身上开过去。”当时，本报记者就在现场，首先刊载了在周庄开公路破坏环境的消息。
公路终于没有“开膛破肚”式地进入周庄，一座古镇又在阮仪三手中完整地保护下来。
长者雄心
耄耋之年的奔波 带着学生继续前行
作为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对上海的历史建筑保护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从提篮桥、老北站，从石库门到外滩，都留下他的功绩。
1996年11月，国务院将外滩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不为公众熟知的是，真正付诸行动的外滩建筑保护开始得更早。上世纪80年代初，阮仪三受命正式启动全面的外滩建筑群调查和保护规划制定。他说，见过最破败也是最真实的外滩。1991年，阮仪三领衔制定了《外滩保护规划》，下了“三条铁律”，第一，外滩天际线不准再提高，要考虑到左邻右舍；第二，建筑的形式要考虑到左邻右舍和当时的特点，第三，必须是名师大作。
步入耄耋之年，阮仪三依然为历史文化建筑保护奔波着，还是为了坚守那份“乡愁”。
针对近年来各地纷纷兴建仿古建筑，他著书断然否定了“仿古代建筑的式样就是弘扬中华文化，继承历史传统”的观点，阮仪三提出：“留存历史风貌，并非是修缮一新，制造假古董的做法是在损毁无价的历史遗产，且严重违背了《文物保护法》。”
近年来，阮仪三又“救”下了深圳华侨城边上的湖贝村。原本决定拆除的城中村，阮仪三在现场发现，“广东人的老家在此。原本说深圳是在沙滩上建起来的，其实是没有发现这个老渔村。”湖贝村有六条巷子，每条巷子末端都有一个土地爷的神龛，6月30日那天，家家户户都要到那里点香磕头。“老房子格局都在，这个小村子保持着广东的传统，坚决要保护。”另外，大连关东街的拆迁停下了脚步，福建的崇武古城得到了保护……
去年举行的一次阮仪三教授城市保护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他出场再次强调了：中国传统建筑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居住建筑更是如此。譬如北京的四合院，江南的厅堂式住宅，云南的三合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以及徽派建筑的“四水归堂”，福建的土楼，其布局核心都有天井。中国人造住宅，讲究与天地相通，上接天庭，下接地气。有了天井，房屋就围合成院，房间就能分主次，体现出传统的家庭伦理，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有了天井，就能衍生出走廊、门斗、前房后堂、花园庭院……住宅就丰富而生动起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旧城区改造使城市中的旧建筑成片成片地消失，新建的高楼大厦讲究科学间距、绿化率，却把老街区中由几代原住民形成的社会网络打破了。
阮仪三及其弟子还将为守护这份“乡愁”努力。
阮仪三
1934年出生
1961年
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
2003年
所做的中国江南水乡古镇保护规划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2005年
凭借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保护再度获得UNESCO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
2008年
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大运河保护与研究”项目获得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委员会杰出贡献奖
2014年
获得美国圣母大学颁发的“亨利·霍普·里德奖”
● 山西平遥古城和云南丽江古城保护的主要倡议者。在首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中有五个镇的保护规划出自他之手，它们分别是周庄、同里、甪直、乌镇和西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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