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晓春
我的家乡开门见山,大山是流传千年的“金字招牌”。家乡人对山里山外的划分,有其约定俗成的说法:一般而言,到了浙南西部山区一个叫花甲岭的地方,便被称作“山里人”。“山里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家家户户都设有“堂前间”(相当于餐厅或客厅)。“堂前间”有七八个见方,中间安插一张红漆四方桌,四周横放着足有二三寸厚的板凳,桌下摆着一米见方的火炉膛,泥灰足有尺把深。在寒冬腊月烤上火,整个“堂前间”暖烘烘的,山民们习惯喝茶配腌菜猫冬。
玉潭兄是我的少年同学,记得他家的“堂前间”烟火气十足,壁上挂满金黄色的玉米棒和明春播种的种子,顶上放着红薯。每次上门做客,他母亲总是将堂前的炉火捣鼓得红红火火,噼里啪啦炒爆米花让我们享用。他父亲是当地的老支书,喜欢叼着旱烟袋吧嗒吧嗒侃大山,给我们讲《山海经》里的故事。年少的玉潭兄两腮呈现“堂前红”,恰似两朵飞来的云彩,煞是惊艳。酡红的“堂前红”,足以说明他身上流淌着大山的血。他打小就上山砍柴放牛,大山孕育了他,陪伴他一路成长。
眼前玉潭兄的这部乡土散文集《见山》,于我既熟悉又陌生。全书共记叙了老家二十余座大大小小的山,涉及的历史人物约有百号人。每一座山的前面,都展现着一个动人委婉的故事;每一座山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鲜活生动的历史。作者用丈量的步伐、渊博的学识和对人生丰富的感悟,牵引我们走进大山的深处,共同领略大山的风采,感受千百年流传下来的风土人情,了解名人逸闻,凝聚文化情结……
大山是时光老人恩赐大地的“时间胶囊”。富韬、刘基、吴成七、刘廌、刘貊、叶榛、刘耀东等历史人物,从远去的画卷中走来,走进了大山的历史。多少年来,周玉潭俨然是一位肩背行囊、疾步行走的旅人,他徜徉于南田山脉的腹地,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山寨废墟上,捡起了时光的砖瓦碎片,用带着情感体温的文字打捞散落的刻有地域特征的文化符号或历史印记……
从吴地山,我们追寻着温州鳌江狭窄却奔流千年的历史源头;从吴成七寨,我们体验着一个草寇仓皇的发迹史及他的艰难与无奈;从五角仙峰,我们隔着时空遥望着“三不朽”伟人刘基当年重出江湖的华丽背影;从石圃山,我们感受着旧时山水文人肆无忌惮的闲情逸致……在作者平实的叙述中,有历史,有现实,有珍贵的老照片,也有传说和典故。
对于乡村写作者而言,衡量一本书的真正价值,我认为主要取决于它背后蕴藏的地方文化含量的附加值。在本书作者的点化下,《见山》赋予了丰富的地域文化特色,它与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只是一本散文集,更是一部关于大山、关于乡土的文化史志。
每一个大山怀抱里的孩子,心里总驮着一座会飞翔的大山。那是一道耀眼夺目、永不熄灭的火光,一个早年就孕育着的一个关于少年的梦想。近年来,文成县以周玉潭等为代表的一群以弘扬地方文化为己任的乡土作家群体迅速崛起,这是一种好现象。他们的足迹踏遍了文成的山山水水,他们的笔触浸透到了乡土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乃至断层了的根须之中,他们贪婪地汲取着养料,他们试图改变当下市场经济冲击下,乡村文学萧条乃至颓废的现状,形成一股力,逆流而上,异军突起。
文学从来就不是孤立的,靠近乡土文化的文学为自身挤出一条道的同时,也为乡村文化寻找到了一条光明且有效的行走路径。从这一点上,《见山》可以说做得十分出色。
正如作家余光中所说的,“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遇,每如撒盐于烛,会喷出七色的火花”。《见山》中的每一座山,都是作者引爆思想火花的“捻子”。周玉潭笔下的大山有人物的神韵与气质,有大海的屏息凝视或惊鸿一瞥,更有大草原广袤的远望和平稳有度的舒展。我觉得,他不是在写山,而是在写人性,写一个地方的特色,为家乡人民立传!这就是作家写文史的好处,它使我们从枯燥乏味的文史叙述中,重新回归到文学的本真,领略文字灵动带来的博大与精深。
乡贤赵超构先生为好友姚苏凤《重庆私语》作序跋时,说因为与作者是朋友,使他“不好意思说赞美的话”。我的想法恰好相反。为了慎重起见,最好的办法还是请读者诸君带上本书,到书中描绘的山中实地走一走,看一看。
你来或不来,我与作者都在那里等你。不见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