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见《积玉》第四册

叶恭绰

吴湖帆

《积玉》第四册，叶恭绰与吴湖帆的信札

上图所藏吴氏师友书札

《积玉》第四册，叶恭绰与吴湖帆的信札

《积玉》第四册，叶恭绰赠吴湖帆照片

叶恭绰赠吴湖帆照片背后题款

郑重

《积玉》集为叶恭绰与吴湖帆的信札，藏上海图书馆。近日，文史作家郑重先生为本刊独家撰写未曾公开面世的《积玉》第四册品读笔记，读者可从吉光片羽中窥见两位艺术家谈艺论道的一段光阴。——编者

梧桐人家养老，也颇不寂寞。一日，老友来访，携来书一包，打开一看，乃《积玉》第四册。我为之一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见之全不费工夫矣。

衔接中断的历史

《积玉》为叶恭绰与吴湖帆的信札。1928年，叶恭绰结束了宦海生活，移居上海，与吴湖帆相识，虽同住在一个城市里，经常见面，但还是通信不断，后经装订成册，吴湖帆签署《积玉》集，并题“叶誉虎先生手札附诗笺”。册后有沈尹默的题记：“昔日金文今叶吴，从来翰墨总关渠。风流未觉前贤远，异代同珍积玉书。湖帆尊兄集玉甫先生尺牍成册，依文衡山、金元玉故事，亦名之曰‘积玉’，属尹默书之，实艺林佳话也。固题一绝奉教。”题跋所署时间为1936年。《积玉》集后藏上海图书馆。经上海图书馆研究员梁颖先生整理，共一百八十五通，名之曰《上海图书馆藏 叶恭绰友朋尺牍》（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笔者在撰写《叶恭绰传》时从尺牍中得益甚多。但到1949年之后，叶恭绰和吴湖帆交往的材料不多，他给吴湖帆的尺牍更是一札难觅。

这时所见的《积玉》第四册是线装本，为吴湖帆的原装，共一百页，有的是用毛笔书写在“遐庵”的信笺上，有的则是用自来水笔写在空白的纸上。吴湖帆在封面题写为《积玉第四册》。可见前面还有三册。笔者在上海图书馆借阅时，已经把装订线拆去，裱成册页，看不到原装的面貌了。

《积玉》是叶恭绰写给吴湖帆的信，年代距今虽然还不算太远，却是难得的史料。学术领域中有一奇怪的现象，距离今天越近的史料越是难得，而且常有着被篡改的谬误。

《积玉》第四册中除嘘寒问暖、报告身体健康状况外，还有不少史料可以把中断的历史衔接起来，其中就有叶恭绰在苏州故居凤池精舍的史料。叶恭绰的家族也是由北方南迁的移民。宋代诗人叶梦得在苏州县凤池乡买地置屋居住下来。叶恭绰在苏州买了一处宅子即名曰“凤池精舍”，以此来纪念祖上的业绩。1931年，叶恭绰致信吴湖帆，请他画一卷《凤池精舍图》，信中说：“兴惬趣合为之，不必精于形象。”叶恭绰虽屡屡致信督之，直到1937年吴湖帆才随笔画成。图成，叶恭绰又请海上名家题咏。叶恭绰到76岁居住北京时，对《凤池精舍图卷》仍念念不忘，常向朋友出示展玩。在《积玉》第四册中有叶恭绰致信吴湖帆，讨论《凤池精舍图卷》的归宿问题。他在信中说：“凤池精舍图为兄平生杰作，经诸名家题咏已满，此物必须令其得所，窃念不外两处，一沪市博物馆，二苏州博物馆，论理以归之苏州市为宜。沪市规模较大，藏物亦丰，保管力较强，但苏州非沪属。如归南京，恐其看不起此区区，故未解决。”在信中，叶恭绰请吴湖帆“抉择以捐归何处为宜”。关于《凤池精舍图卷》题跋，可能是吴湖帆建议请章士钊作题，叶恭绰回答说：“行老（章士钊字行严）近不在京，归时当达尊意。所居尽在邻巷，亦罕晤面，精舍拟多觅吴人题咏，故亦无行老笔毫。”吴郡人士有柳亚子的一则题跋，叶恭绰甚为得意，故信中说：“亚子先生题诗至数十首，可见才思纵横，惟‘凤池一卷堪千古’一句，可谓至言，惜其去世已数年矣。”

未见吴湖帆回信

叶恭绰的书法宗魏碑，也学过褚遂良、颜真卿，浑厚古朴，为人称道，说他是“民国书家”，当之无愧。至于他的画，也只是局限于梅、竹、松、石。他画竹仿顾安、夏昶，继学吴镇的风竹、雨竹，曾自叹曰：“余学画竹十年，仅略明钩勾留白”“然心手苦不相应，且未随清入窠臼，而吾技已穷。”他写信给傅抱石，求教画竹之窍。傅抱石回信说：“以公书法之超迈，写竹极易成功，盖写竹必用中锋，与作字用笔相通故也。”《积玉》第四册中有一信致吴湖帆，说：“六七年前多部意绘竹，且时绘长卷，本意求正方家以证，在征题时遂未寄上，兹检得新裱小卷，欲求沪上诸名家题识，但目下以乞何人为宜，苦不了了。乞兄斟酌十人以内，分向征求。”叶恭绰的信还点名要请题咏者“沈秋明（尹默）、吕贞白、向仲坚、尹石公、沈剑知诸公似均可经题。尚有何人，祈酌，一时亦有想不及者。”

和上海图书馆所藏叶恭绰致吴湖帆信札一样，《积玉》第四册中也只有叶恭绰致吴湖帆的信，不见吴湖帆的回应。叶恭绰绘竹卷，请上海诸名家题咏，未见吴湖帆是如何处理的，也未见有信回应，所以叶致吴的信中又说：“不知经诸及门（应该是诸友们）讨论结果如何，弟无成见，但求存此名迹耳。”又说：“存异虽稍亲切，但沪市门庑似较大，然亦视时人需如何主持。”在另一信中说：“讬孙邦瑞转请巨来刻章，三阅月，迄无下文，闻其常到尊处，幸为促之。”当然，叶恭绰作为清朝重臣、北洋政府的遗老，现在在首都当了寓公，虽还是天子脚下，但已没有昔日的辉煌，托人办事也就未能尽如其愿了。

草草题跋的原因

叶恭绰在北京做了一件很得意的事。经他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议，把崇效寺已经枯萎的数株百年牡丹移植到中山公园，北京市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得到成功，北京的文化名流为此唱和题咏。章大钊为此事写诗八十首，抄成一卷寄给潘伯鹰，潘伯鹰请谢稚柳画牡丹小卷以相应。叶恭绰和诗三十余首，寄给潘氏，潘氏拟誊抄与章士钊合卷，因叶恭绰强调要慎重而未成。章诗和谢画由伯鹰装裱成卷带到北京，叶恭绰简单地题了一段跋语，而且颇耐人寻味。我在欣赏此卷时，以我对叶的研究所知，他亲自做的这件事，必有长篇唱和，为什么就这样草率应付地作了一段题跋？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为此请教过谢稚柳，他和我亦有同感，也不知为什么。读了《积玉》第四册中他给吴湖帆的信，我才恍然大悟。

叶恭绰要吴湖帆画这一题材，吴氏表示愿意画《牡丹图》，叶恭绰甚是高兴，并致信吴湖帆，先介绍崇效寺的历史，崇效寺以《青松红杏图》得名，乃明末将官中不肯降清出家为僧居此寺者所为。松杏即指松山，杏山，寺中有大楸树及牡丹佳种，虽先有名流图咏，但与清宫史实无关。倒是社稷坛为清代所建。然后对如何画《牡丹图》，在信中详细地写了自己对此图画法的意见。他说：“弟原意作三四尺手卷，一头隐约寺门，有三数人挑担送花，其中有一位僧人，一头绘公园花坛，从石碑坊及社稷坛为标志，有两三人具耰锄种花者即够矣。所有人物即可写意，非睢阳五老社耆英之比，须发眉毕现也。此图难处在移花时绝非开花时，而不画花，何以知为牡丹。崇效寺之杰出者为墨与绿，含绿者已绝，只余黑色。”

叶恭绰在信中提到的“睢阳五老图”画的是宋神宗时五位名臣的肖像，他们分别是94岁的毕世长、90岁的王涣、88岁的朱贯、87岁的冯平和80岁的杜衍。他们退休之后，归老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宴集为五老会，并赋诗酬唱。此图原作已流散在美国几家博物馆，孙煜峰仅收藏“五老图”的题跋。孙煜峰即孙邦瑞的哥哥。《积玉》第四册中多次提到孙邦瑞，他是吴湖帆的友人。

可能是吴湖帆要和周炼霞合作《牡丹图》，或是由吴湖帆作画，周炼霞题诗，所以叶恭绰在信中又说：“但如另绘另题，则原作可别为一事，找一题目亦不难也。”可见，对如何画移植牡丹事，叶恭绰早已另有打算，所以对潘伯鹰装裱的手卷，则不合己意，草草题跋以应酬。

鼓励吴刘担重任

叶恭绰从香港到了北京，虽然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但他认为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不只是给吴湖帆，在给其他人的信中也说自己“衰老”“无用”，是“废人”，有一阶段他很悲观。但有几封信是他“到北京五六年”后写的。他是1949年从香港回到北京，推算起来应是1955、1956年之际。1956年，中共中央同意成立北京中国画院、上海中国画院，叶恭绰被指定为北京中国画院院长，又创办刊物《中国画研究》，还在筹备全国画展，他的精神状态大为改观。他在致吴湖帆的信中鼓励吴湖帆称：“弟数年来苦心宣阐国画真谛，近日已渐为各方认识，若只弹不唱，于何济。”“吾辈身怀末技，既非绝情逃世，自强继往开来，方既虚生此事。”并鼓励吴湖帆、刘海粟，“渠方年轻中年，精图弥满，甚望其克肩荷”，要吴湖帆和刘海粟担当中国画的创作重任，“兄何不奋起图之”。他是一生不参加任何党派的人士，此时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他觉得这个时代就是他的，他要和吴湖帆、刘海粟领导这个时代的潮流。遗憾的是，《积玉》第四册中，看不到叶恭绰在1957年后致吴湖帆的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