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局之下的德国能否走出经济困境？

郑春荣

郑春荣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

本月，德国政坛的一系列变动震惊世界。德国总理朔尔茨6日“突然”解除自民党籍财政部长林德纳的职务，旋即自民党宣布退出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交通灯”联合政府。由此，德国历史上首个三党联盟宣告提前解体。

应该说，执政各党在财政政策尤其是“债务刹车”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提前选举、组建新政府能否让德国走出经济困境，保住德国在欧洲的“稳定锚”地位？

陷入恶性循环

想当初，在2021年联邦议院选举后，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作为大选中得票率增长的政党，很快就组成了所谓“进步者联盟”。然而，这个由两个左翼政党和一个右翼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很早就埋下了内部矛盾。内斗贯穿联合政府的执政过程，民众满意度不断创下新低。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以及俄乌冲突次生后果的影响下，德国经济陷入了衰退的泥潭，甚至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据主要经济研究机构预测，德国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再次下跌0.2%左右。

经济民生问题已成为德国选民最为关切的议题，而选民普遍认为“交通灯”联合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导致执政三党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以及德国东部三州议会选举中成为输家。这反过来又导致执政三党为凸显本党形象，进一步强化各自立场宣示，使得联合政府承压日益加重。

有媒体爆料，自民党高层早就在策划退出联合政府的“剧本”。林德纳本月初提出一份“经济转型”计划，包括减税、削减社会福利、推迟气候目标达标时间、反对放松“债务刹车”等势必招致联合执政伙伴抵制的要求。这也迫使朔尔茨为及时止损，主动解职林德纳。结果则是“交通灯”执政联盟破裂，政府在联邦议院沦为少数。

事关行动能力

在不断增加的国内压力下，德国总理朔尔茨不得不将原定于明年1月举行的对政府不信任投票提前至12月16日。如果他未能赢得信任投票，德国将于明年2月23日提前选举。

根据最新民调，目前在野的德国基民盟/基社盟很可能在大选后成为第一大党并获得组阁权，最可能与之组成联合政府的是朔尔茨所在的社民党。但目前尚不清楚两大党的得票率是否足够达到多数，是否需要再次组成三党联合政府。

不论未来的政府如何构成，关键在于能否带领德国走出经济困境。当然，由两党还是三党构成，事关新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行动能力。毕竟，在经济治理方面的理念不同，将使得组成联合政府的各党之间难以达成妥协；即便取得某种妥协，政策落地也会像崩塌的“交通灯”联合政府一样大打折扣。

前路势必曲折

其实，“交通灯”联合政府对“德国模式”存在的问题，已经有过深入“诊断”，指出的问题包括：能源价格过高、官僚主义过多、规划和审批流程过慢、基础设施落后、技术工人短缺、数字化进程延误等。

对这些诊断，基民盟/基社盟并无显著的不同意见，但为这些“病症”开出的“药方”是不同的。而最核心的两个问题是：一、如何获得重振经济所需的投资，是削减社会福利以获得财政上的行动余地，还是暂停“债务刹车”机制或继续引入特别基金？二、如何提高德国经济的竞争力，是延长化石能源和核电的使用期限，还是加快能源转向和气候减排进程？

德国新政府最终将开出怎样的“药方”尚不得而知，但鉴于来自民粹主义政党的压力不断增加，新政府内部的妥协意愿势必降低。与此同时，德国的行动压力不断上升。在美国出台《通胀削减法案》等举措后，德国不得不担心美国的低价能源及大幅补贴政策会吸引德国企业，尤其是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外迁至美国，有关德国“去工业化”风险的讨论一度甚嚣尘上。

如今，德国各界都在大声疾呼，德国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以保持国际竞争力。受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委托所作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到2030年，德国的经济转型过程需要1.4万亿额外投资。但在预算资金捉襟见肘的背景下，如此巨额的投入从何而来？

目前，基民盟/基社盟在“债务刹车”问题上出现了些许松动。然而修改“债务刹车”机制需要修订《基本法》，而极右和极左政党的得票率可能超过三分之一，意味着德国新政府或许无法拥有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鉴于新政府的行动余地堪忧，加之美国很可能举起的关税大棒，想要走出经济困境的德国，注定要面对一条艰辛而又曲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