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
冬至是祭祀先人的日子,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
我的母亲谢世已30多年,可是她倚门而立、目送我离家的样子却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
至今想起母亲,我的心里还是隐隐作痛,因为她为我们付出太多太多,得到的回报却太少太少。
母亲是小家碧玉,年轻时拍摄过许多穿旗袍、撑阳伞的时装照,可惜一张都没留到现在。我的父亲是一个药罐子,活到97岁,而平时连感冒都很少的母亲却只活到69岁。
母亲生我的时候难产,我在她的肚子里三天三夜不出来。祖父请来医生,大喝一声“保大人”,医生“哗”地将器械倒在盘子里,据说我就这样被吓出来了。后来,妹妹、弟弟相继出生,母亲一个人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
到了弟弟也上小学的时候,母亲找了一家家门口的工厂上班,每天借口“上厕所”偷偷溜回家做饭。我们中午晚上回家吃到的都是热乎乎的饭菜,却从来没有想过母亲是怎么做的?时间久了,工厂将母亲辞退了。母亲换了一家,依然如故。直到后来实行公社化,家家户户吃食堂,母亲“上厕所”烧饭的日子才告结束。
母亲所在的化工厂后来搬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为了节省单程一毛钱的车钱,她每天来回要走约10公里路。上夜班的时候,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郊区的小路上,不知道是怎么坚持下来的?那时,我会将门虚掩着,一边做功课,一边等门。母亲一般要到晚上12点才能回来,每次回来就把省下的一半夜宵给我,这是我吃过的最美的美味。
夏天的时候,母亲又多一分洗衣的辛苦。没有洗衣机的时候,衣服要一件件手洗。一家五口人晚上洗澡,洗完后已经九十点了。那时也没有自来水,母亲需要到井边洗衣。我帮着她打水,会看到她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母亲退休时,家里的日子开始一天天好起来。我从农村回城,工资30多元,每个月给母亲5元,她非常高兴,但是舍不得用。单位曾组织母亲到浙江瑶琳旅游,我给了她50元,这也是我给母亲最多的一笔钱。
母亲生命的终止始于一次摔跤导致的股骨骨折。医生给出的方案是开刀或保守疗法,我当时觉得能不开刀就不开刀,谁知犯下大错。母亲去世后我才知道,保守疗法导致老人长期卧床,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生存期一般只有半年左右。母亲去世距离她骨折正好半年,我为我的无知痛心疾首。
最后一次见母亲,是我到北京出差之前回家看望,母亲照例送我到家门口。不料我到北京的第二天就接到电报,说母亲因脑溢血陷入昏迷。8天后,母亲去世,没有留下一句话。母亲倚在家门口送儿远去的形象就这样永远定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