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禄 复旦的语言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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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禄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在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普通语言学、词汇学和语法学领域都卓有建树，他撰写的《中国音韵学史》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音韵学全史。张世禄1952年调入复旦任教，住在复旦九舍。

中西结合搞研究

张世禄出生在浙江浦江一个书香家庭，祖父是清代贡生，父亲是前清秀才，他自幼酷爱古文。1926年，张世禄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到厦门集美学校担任语文老师，然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译员，同时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文字学、语言学、语音学。1940年至1947年，受时局影响，他携家人辗转西南各省，先后在云南大学、桂林师范学院、重庆大学等校任教。1947年回到南京之后，张世禄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校教书。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张世禄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汉语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上。他系统介绍了前人在传统音韵学上的成就，著有《中国声韵学概要》《中国古音学》等书，发表了《朱翱反切考》《杜甫诗的韵系》等论文。此外，他还积极介绍西方语言学理论，著有《语言学原理》《语言学概论》《语音学纲要》等书，翻译了英国斐尔司著的《语言学通论》、瑞典高本汉著的《中国语与中国文》《汉语词类》等著作。张世禄积极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研究中国传统音韵学，著有《广韵研究》《音韵学》等。

1938年，张世禄撰写的《中国音韵学史》出版，这套书注重用语音学原理阐释汉语音韵学传统，对音韵学遗产中纷繁歧出的范畴、术语作了爬梳剔抉、整理阐发。1984年，上海书店重印《中国音韵学史》，张世禄写了两万多字的《重印后记》，对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研究作了精要的叙述，对诸家异同给予了评论，还介绍了几十年来大陆以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这篇《重印后记》获得了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深入浅出讲古文

1952年，在全国高等院系调整时，张世禄来到复旦中文系，入住复旦九舍。次年，他被陈望道校长聘为中国语言教研室主任。

“中等身材，一袭藏青旧西服，自然没有领带领结，此外，一张瓦爿样稍稍内凹的脸庞，颜面是青黑还是黄黑难以分辨，不太高耸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差不多随时可以滑落下来的深度眼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许道明曾在《记忆中的张世禄先生》一文中，回忆与老师的初见，“几个星期下来，我们不止惊异于张先生学识的渊博，更被他废弃满堂灌讲究基本概念的分明而叹服得目瞪口呆。每次他讲得那样少，可又结结实实，夹缠不清与他无缘，同多数大学教授的矜才炫学相去更远，全是些基本之基本，可供我们触类旁通和举一反三。”

语言学是一门较为艰深枯涩的学问，张世禄却总能深入浅出，把高深、冷僻的语言学知识讲得明快生动，讲成一门“艺术”。每逢张世禄上古代汉语课，复旦第一教学楼总是座无虚席。据说，张世禄曾在课上解释《触龙说赵太后》中“徐趋”一词，他压低身子，双脚快步移动。同学们不禁发笑，随之明白了“徐”是因为腿疼，“趋”是表示尊敬。张世禄解释说：“触龙腿上有风湿病、关节炎，所以只好‘慢慢地快走’。”

张世禄是古汉语专家，对于如何学习古文，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掌握古文主要依靠博览和精读，初学者最好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先读《聊斋》、明清小品，次读唐宋八大家散文，再读《史记》《汉书》《左传》《孟子》《论语》及其他先秦诸子，最后读《周易》《尚书》等，这样做，也许适应性强些。就一般读者而言，要读懂古文，关键在于多读作品，勤查字典，逐步掌握文言文特有的词汇和语法规则。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可结合着看一些有关介绍古汉语规律的书籍”。

文 沈琦华 图 金晶

周边漫步

赵无极旧居

地址：政通路54号

赵无极1921年生于北平，是蜚声当代世界艺坛的杰出画家。20世纪30年代初，赵无极随家族定居上海，赵无极的父亲在当时的“新上海”（即五角场地区）购地建了一幢三层楼房。赵无极旧居系现代装饰艺术建筑，整体造型简洁、大方，装饰较少。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旧址

地址：民京路918号

1927年11月27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现代第一所专业音乐院校。学校创办时，蔡元培任院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后由萧友梅任代理院长。1929年9月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5年迁至民京路918号。1956年，学校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旧址现存主要建筑为一幢西式楼房，砖混结构假三层，红砖清水外墙，水泥假石勒脚，青瓦屋面，底层入口处有学校标志图案。另有原琴房（东楼）和男生宿舍（西楼）。

中国工程师学会工业材料试验所旧址

地址：民京路274号

中国工程师学会由詹天佑首倡，成立于1912年。该处旧址建于1934年，1935年6月竣工，由董大酉设计。砖木结构，正立面向东南，立面竖三段布置，中间三层、两翼二层。勒脚作须弥座式，矩形门窗，红瓦坡顶，仿石水泥外墙，水磨石地面，局部小块马赛克拼花，入口右侧楼梯有“良记号敬赠”字样。该建筑是民国时期“大上海计划”的主要建筑之一，具有重要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