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心》：沟通若有效，悲剧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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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浩月

《搜神记》中有“秦巨伯斗鬼”故事，见于卷十六，记载了古琅琊人秦巨伯的“误杀”悲剧，全文不足三百字。作家、编剧宋方金春节回乡期间，重读《搜神记》时，惊觉原文第一句中的地名，是他的老家，出于探寻秦巨伯悲剧根源的目的，宋方金书写了九万字的小说《两心》（四川文艺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

秦巨伯的“误杀”对象是自己的孙子，对于《搜神记》原著中这一悲剧核心，“改编者”宋方金给予了维护与重视，但对于原文的含糊其辞以及逻辑缺陷，进行了原创性很高的重写：白色黄大仙（一只名为白杜鹃的黄鼠狼）成为秦巨伯一生的“敌人”，亲家公李四（山神庙守庙人）是秦巨伯的“酒肉知己”，妻子杨氏女和儿媳李珠等人物的出现，使得秦巨伯的形象得以在《两心》中完整且丰富了起来，他从《搜神记》中那个行为简单粗暴的家长，成了《两心》中情感复杂、念头丛生、时而进退两难的立体人物。

为了讲好《两心》，宋方金将古琅琊的乡土民俗记忆打捞了出来，对自然风景、乡村集市、美食制作、人际礼仪等，都有着简洁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作者对于风物的饱含深情，愈加映衬出对于人物的冷静审视。风暴往往隐藏于晴空万里之后，秦巨伯为何在这样一个适合安居乐业的环境下走向癫狂，成为《两心》想要进行的一次文化探险与人性挖掘，在有了“误杀”这么一个“悲惨却令人无言”的结局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对“误杀”的必然性进行梳理与呈现，成为作者的写作出发点。

秦巨伯与白色黄大仙白杜鹃争斗了一生，他与它是势如水火的对立面，秦巨伯捕杀了无数白杜鹃的同类，而“讨封”成功后业已成仙的白杜鹃则以替同类复仇为目标要杀秦巨伯。在这场人与动物的搏杀中，秦巨伯有无数实现和解、改变命运的机会，和弱小的黄鼠狼群体相比，他掌握的权力要远远大过“敌人”，而秦巨伯之所以无法停手，是因为捕杀黄鼠狼是祖传的活路。所以，《两心》的故事本质上是讲一场“生存之争”，两个对手紧盯对方，都是为了活下去，因为斗智斗勇，在争取活下去的欲望当中，又增添了无数的怨念与恨意。

白杜鹃对秦巨伯之恨，体现于它召集一群身强力壮的黄鼠狼给秦巨伯掘了个大小合适的坟，但秦巨伯之死，却与白杜鹃无关，严格说来，他毁于自身、死于自心。所谓“两心”，是讲一个人内心的孤独，也是讲一颗心到另一颗心的距离，就像两心壶的功能一样——哪怕把两个心装在一个壶内，也因为内有机关无法融为一体，就像连心扣的反讽一样——名为连心，意为绑定，不能同甘共苦，只能一同赴死，这样的“两心”，与书中无数的悲剧故事，都能对应上。

哪怕熟知《搜神记》原文故事，读到《两心》秦巨伯“误杀”之后戛然而止的叙事时，也会瞬间被震惊感所笼罩，因为这本新著给予了“误杀”得以成立的足够多的证据，这出人伦悲剧如果剥离掉乡土民俗与志怪传说色彩，那么将只剩下凝视深渊并被深渊所凝视的冰冷人性，而白杜鹃与其同类的存在，反而因警醒意义而使得这个故事拥有了难得的救赎与谅解所制造的暖意。假若秦巨伯能够像白杜鹃那样退后一步，另择其道，那么《搜神记》该卷或是另外一个写法，但也不会在东晋之后传播至今并衍生出《两心》这部小说了。

《两心》在古典叙事与现代表达之间找到了一个开阔的地带。读完《两心》，会发现它对东晋志怪小说进行了一次有次序的外壳剥离与内容重构，是一次对经典文本的成功转译，使《搜神记》获得了更大的当代阐释空间。正如文学评论家程绍武所说，“《两心》实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典范”。在精确、唯美的文字背后，宋方金也完成了一次对封建社会、乡土民间的病理学分析，阅读本书所带来的一些体验，或能有效帮助读者看到现代性焦虑的古早起源，并寻找到与之对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