鳗鲞寄到拉萨去

孟范裕

在我的少年时代，老爸就是个大忙人，每天早出晚归，回家后继续琢磨单位里的工作。我是大儿子，下有一弟一妹，但老爸在周末带我们出去游玩的次数屈指可数。1965年春天，他与十几位同事踏上西行列车，去拉萨支边。当时我在读小学二年级，记得那天北站的月台上挤满了送行的家属，千叮咛万嘱咐的殷切和不舍。突然，一声汽笛响彻云霄，列车咣当一声启动，引爆一片哭声。妈妈是居委会干部，她强忍着眼泪把我们搂在一起，任由弟妹哭得稀里哗啦。

进藏途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大队人马经过敦煌、格尔木、那曲等地，最终翻过唐古拉山抵达拉萨，耗时半个月。老爸来信了，我磕磕绊绊地读了几遍，终于明白老爸和他的同事根据上级指示，参加西藏自治区10周年庆的援建项目。具体来说就是创办一份胶印的《西藏日报》。老爸在信里尽挑好的说，但妈妈心里有数，天寒地冻、高原反应、日光强烈、食物匮乏等都是必须应对的挑战。更严重的是，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驻守西藏的18军派了一个连来守卫报社大楼。

那时国家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还很紧张，物流也不发达。记得老爸在信里说：“国家还是想尽一切办法，配备了两个解放军运输队，支持西藏自治区的建设和发展。”老爸所在的报社，采编和技术保障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伙食方面只能有啥吃啥，但大家干劲十足，这点苦算什么？

其实老爸是个吃货。他早年从天津来上海学生意，老板是个宁波人，讲究吃，加上生意场上有应酬，因此有意“培养”我老爸做宁波菜，厨师不在时就让老爸顶上。自我记事起就知道，老爸的口味偏向宁波“下饭”。

1969年初冬，我们中学在卢湾区武装部的组织指导下，开始了野营拉练。我们打起背包，高喊口号一路进发，经过半个月的跌打滚爬，来到奉贤县柘林镇。此时大家已筋疲力尽，纪律有所松懈，我和王文富同学开小差，赶在警卫排封锁路口关卡之前，偷偷地走到镇上，吃一碗大肠粉丝汤，在路边看到有渔民在出售自制的鳗鲞。

我们经过讨价还价，倾囊而出，每人买了一条。嗬，鳗鲞闪耀着银色的光芒，举起来跟我们一般高。偷偷地带回宿营地——向农民借的草房，赶快抖开被子裹住腥味十足的鳗鲞，不让别人发现。然后趁天气好的时候，拿到房东家的大门口晒一晒，不然可要发臭了。到了最后一站后就折返回市区了，我和文富一站站地背着，一站站地晒一晒，那般神出鬼没，真是好笑极了，万一被老师发现就要写检查啦。

回到上海，将鳗鲞交给妈妈。妈妈说：“准备怎么吃？”“当然是寄到拉萨去！”

于是一个包裹，鳗鲞就寄到了拉萨。老爸不久来信说：“鳗鲞清蒸后让同事一起品尝，西藏自古以来没有海鲜，更何况这么好的鳗鲞，实在太鲜美了，大大地解了馋。”

老爸在西藏工作了十七年，为了西藏自治区的文化建设和新闻事业，奉献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调回上海后被安排在古籍出版社工作，周末仍会下厨做些宁波小菜犒劳全家人。那时常常有西藏的朋友来沪办事、就医、旅游，老爸总要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甚至留宿。饭桌上常有一盘鳗鲞，大家回想“峥嵘岁月稠”，热泪盈眶。

2021年春节前，老爸因病住院，胃纳差，茶饭不香，我问他想吃点什么，他轻轻吐出两字：“鳗鲞。”我马上去办，但当一块鳗鲞送到他嘴边时，老人家连咀嚼的力气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