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跨山海 艺术越国界

兽首玛瑙杯（唐）陕西历史博物馆

敦煌莫高窟外景

《天桥立图》雪舟 日本室町时代十六世纪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图片来自于Colbase

天水麦积山石窟44窟 西魏

百济观音 飞鸟时代（模造），图片来自于Colbase

胡玄微

近期，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的“超国宝：祈祷的光辉”特展和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美之熔炉——跨文化交流的轨迹”特展举行，两场展览汇集日本弥生、古坟时代至明治时代的约340件珍品，其中近半数文物与中国文化血脉相连，也可见历代中日美术中所蕴藏的跨文化交流。

丝路东端的宝

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绵延数千公里的文化和商贸之路。从广义上来讲，它的最西端可以到欧洲西北部的英格兰，最东面可以到东亚的日本。它的主要区域在如今的中国和中亚地区。这里最重要的大都会，首指敦煌。它精美绝伦的壁画，是丝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奈良地处丝绸之路，也是中古时期另一座艺术宝库。当法隆寺的百济观音与敦煌风格的绣佛在展厅中静默相对，一部用金铜丝线写就的中日文明交流史缓缓展开。

深受中国大陆南北朝和隋唐文化的影响，日本的造像艺术有着极明显的东方特色。飞鸟时代的造像，有着明显的“秀骨清相”特色。瘦削的脸庞，在被称为“东方微笑”的麦积山石窟中经常见到。魏晋玄学兴起后，“以瘦为美”的时尚风气成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一种艺术追求。不同于云冈、龙门等以石刻为主的石窟，麦积山因石质疏松，主要采用木骨泥塑的技法来设计造像，其泥塑技艺的巅峰成就和充满生命力的情感表达，使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雕塑史、宗教美学与文化交流的“活化石”。当看到法隆寺百济观音那修长的身姿与手臂两侧凸起的天衣，仿佛有一种天人下凡之感。

进入奈良时代（710—794）的精美艺术，尤其以正仓院和奈良博物馆藏为最。正仓院宝物中，以唐代的制品和模仿唐代的日本制品居多。朝鲜半岛和西亚、中亚的制品也夹杂其中。日本制作的产品跟原产地的作品几乎难辨真伪，这显示了其高度的工艺技术和审美意识。作为当时世界文化中心的唐王朝宫廷艺术的华丽多彩一直在此延续至今。法隆寺的大宝藏院的“玉虫厨子”是公元7世纪中期的艺术杰作，它是一种在须弥座上放置宫殿形式的佛龛。镂空的金属件下镶嵌吉丁虫翅膀作为装饰。宫殿部分的正门上绘有二天王像和四菩萨像，背面绘有《灵鹫山说法图》。现在这件作品整体呈黑灰色，但在当时色彩鲜艳夺目，金绿交相辉映。

到了平安时代（794—1192），在贵族们丰厚财力的支持下，精湛的工艺技术和高雅的审美品位得以发展，由此诞生了细腻优美的艺术造型。平安时代前期的日本美术虽受到唐朝文化的强烈影响，但日本民族自身的美感意识也逐渐产生。绳纹时代之后，“日本美术这块园地一直承接着源自中国的恩惠，犹如丰沛的雨水的滋润。雨水的质与量不同，收获物的性质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

多元文化的融

从630—895年的260多年间，日本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尤以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随行的第八次遣唐使最为知名。在大化改新后的律令制国家建设阶段，公元717年，是日本奈良时期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一次遣唐使派遣。阿倍仲麻吕（晁衡）、吉备真备便是此次行程的副使。使节团队人数达到557人，分乘4艘船。吉备真备在唐学习17年，归国带回的礼乐典籍，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养老律令》。阿倍仲麻吕留在了唐朝任职，官至秘书监，与李白、王维等交好，此次遣唐使是日本奈良时代最重要的文化交流事件之一。

在日本多座寺观社宇中，保存有大量的唐代铜镜，这些文物亦在京博此次特展的展陈之列，体现了中日长久以来的文化交流。其中以禽兽葡萄纹、海兽葡萄纹居多，这些纹样明显带有西域风格，是丝绸之路范围广袤的体现。在沙漠和绿洲交替的丝绸之路古道上，植物的纹样受到了很大的欢迎。葡萄纹就是其中的爆款，这一源自西亚、遍及地中海、象征丰饶收获的图案，广泛见于唐代东亚的织物和金属器物之上。还有一种忍冬纹，脱胎于希腊化的卷草纹，常见于石窟龛楣。

京都清凉寺的旃檀释迦像，实为北宋雍熙年间（984—987年）由日僧奝然在台州聘请匠人张延皎兄弟仿刻汴梁皇家佛像制作，像内更藏有宋代版画《灵山变相图》等纳入品。983年入宋的奝然，于返回日本途中，在台州得到开元寺僧人的介绍，雕造了释迦如来像。奝然将其经过如实记录在文书《奝然入宋求法巡礼行并瑞像造立记》中：“以日域之遐陬，想梵容而难睹。奝然遂舍衣钵，收买香木，招募工匠，依样雕鎪。”此像毫光中有化佛，是为一看点，然而惊奇的是，造像耳孔内竟然也填塞了水晶，真为同时期的艺术杰作。

中日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因为遣唐使的终止而结束。在中国南宋及之后的元明时期，陶瓷、山水画、人物画便作为两地交流的重要题材。竹雀图、青瓷花瓶、曜变天目、山水图等一系列艺术品层出不穷。传为元代王渊所绘的《竹雀图》，把宋代院体的富贵气象，升华为文人画的清雅境界。

从唐风到和韵，日本对“唐物”的热爱和对“中国新趣味”的向往，不仅一直延续到明清乃至近代，而且即便在西方力量开始席卷全球之际，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憧憬也贯穿整个近世，始终未曾衰退”。

活跃于15至16世纪的日本水墨画家雪舟，与中国有着紧密的渊源，1467年，他乘坐遣明船来到中国，从宁波通过运河北上，来到北京，学习绘画技艺的同时，一路游历名山大川，并大量写生，在中国停留三年，为他以后的水墨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雪舟是日本近代以前，唯一一位来华的画僧。京都国立博物馆藏的《天桥立图》，从笔法、构图和图中的地名文字等来看，被视为雪舟的作品。虽然是以京都天桥立宫津湾的实地风光为基础，却不是原封不动地依照实景画成的作品，这种和实景相异的特点，是雪舟以自中国画中学习到的构图为基础，将实景重新构筑的成果。其中俯瞰的视角，跟中国的西湖胜景图构图角度非常相似。

超越时空的美

对美好事物的学习，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奈良展的一件《吉祥天画像》，应该是保存迄今最美妙的奈良时代画作，这件画作笔触精细、色彩深沉且艳丽，让人不禁联想到唐代的仕女画。在敦煌莫高窟112窟，我们也能看到精致细腻的诸天乐舞。不同的是，虽然壁画的用笔没有绢帛那么细腻，但是在着色这块，却能独树一帜，凸显出金碧辉煌的极乐愿景。

《刺绣释迦如来说法图》以211厘米的巨大幅面展示盛唐气象。刺绣大作由于收藏于京都劝修寺，因而以“劝修寺绣帐”为名。这件8世纪作品主要采用中国传统的锁绣技法（以螺旋捻的绣线绣成），随着刺绣部位的不同，用线的粗细和运针方向也随之改变，透过这些技法表现出了一般绘画中所不易达到的立体感，其繁复构图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刺绣灵鹫山释迦如来说法图》（现藏大英博物馆）如出一辙。2015年修复中更发现边缘的葡萄唐草纹样，印证了唐代纹饰的东传轨迹。

金银色彩能表现美，黑白相间亦能表现美。奈良中宫寺的半跏菩萨像，便是这一抹纯色表达出的极致。半跏菩萨像制作于飞鸟时代（公元7世纪中叶），平时存放于日本最古老的尼寺中宫寺。旧传为如意轮观音，后有人考订为弥勒。有传说以圣德太子之母为原型而创作。此尊造像衣纹简洁流畅、自然垂落，面庞略长，双目微垂，鼻梁挺拔，唇角上扬，表情融合沉思的静谧与慈悲的亲和力，传递“冲淡恬静又幽深难以测度”的意境，令观者心生安宁。展现出的神情自若的自在意味，在敦煌莫高窟57窟的“最美菩萨”，也同样含有这种气息，这便是最高级美的共通之处，是超越物理空间的美、超越地理界限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