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与《藏书票之话》

叶灵凤收藏的部分中外早期藏书票

◆韦 泱

今年是作家、美术家叶灵凤先生诞生120周年。重读他的《藏书票之话》，感慨之余，脑中常浮现诸多疑问：这篇文章究竟写了哪些内容？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它对藏书票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诸如此类，都亟待一一厘清。

叶灵凤在文中谦逊地提及：“关于藏书票的介绍，这大约是第一篇文字。”据陈子善等专家考证，这篇发表于1933年《现代》第四卷第二期的文章，确属我国报刊上首次系统介绍藏书票知识的文献。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五千余字。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清晰界定了藏书票的概念：“是一张小小的纸片，印着图案花纹以及姓名，用来贴在书籍的里面。”他特别指出，藏书票上常使用拉丁文“EX-LIBRIS”，该词已成为藏书票的专用术语。

此外，叶灵凤还阐释了两个关键问题：其一，藏书票的本质是书籍所有权的标志，“贴了一张藏书票，未能保证这册书的不失散，但是至少可以使拿去这册书的人不时想起这究竟是属于谁的”；其二，藏书票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有着它自身的艺术上的趣味，书籍的珍爱者，对于这种能增加他宝藏的光辉的装饰物，难怪要以同样的心情去珍视着”。这一论述明确揭示了藏书票作为艺术样式的属性。

谈及藏书票的历史，叶灵凤写道：“在欧洲，藏书票的应用，差不多同印本书籍是同时出现的。”他考证世界上最早的藏书票源于德国——1480年前后，一位名叫伯兰登堡的人将一幅木刻图作为藏书票贴在捐赠的书籍上。这一时间节点相当于我国明朝中期，距今已逾540年。

文章还梳理了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美国等国的首张藏书票，并着重介绍了日本的情况：“藏书票流传到日本，那还是明治初年的事。”1872年（明治五年），东京书籍馆出现日本首张纯西洋风格的藏书票；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诗歌杂志《明星》创刊号正式向日本藏书家介绍藏书票。此后，日本藏书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关于藏书票的形制，叶灵凤介绍道：“是二寸多宽、三寸多长的长方形，但也有用圆的、正方的或三角形。制版大都用铜版或锌版，但我觉得最适宜的是用木刻。一般是白纸黑印，但也可用彩色纸或套印二三色的，纸质要比较和软。”他特别强调：“藏书票的制作应该注意到东方趣味的保持，古代图案的运用，如汉画石刻或各种铜器上的花纹，都不妨利用。”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藏书票与本土文化的深刻思考。

在“余话”部分，叶灵凤敏锐地指出：“这样一张小小的纸片，也会有人发狂一样地忘却了它的原来的作用，搜集起来作为一样独立的收藏品。”事实证明，他的这一预见在后来成为现实。

叶灵凤（1905—1975）生于江苏南京，自幼痴迷文学与美术。1924年，19岁的他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专攻西洋画，后因向《创造周报》投稿《故乡行》结识创造社同仁，正式踏入文坛。在参与《洪水》杂志编辑工作时，他设计的封面与版头小饰画独具风格，助力刊物发行量猛增。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日本《明星》杂志上接触到藏书票，从此开启了收藏与研究之路。他关注西方木刻版画家比亚斯莱、麦绥莱勒的作品，还专程向内山书店求购斋藤昌三的《藏书票之话》，并与作者建立通信联系。1933年，他不仅向良友图书公司推荐麦绥莱勒木刻集，还在《现代》杂志发表《藏书票之话》，同期刊登了他亲自设计的“灵凤藏书”票——灰纸上黑红套印，中央为凤鸟图案，四周环绕汉砖纹样，“灵凤藏书”四字以红色醒目呈现，尽显东方美学特色。杂志插页还附印了16张15世纪以来的各国藏书票，这是藏书票知识首次系统传入中国。

《藏书票之话》的价值在今天仍熠熠生辉：其一，倡导藏书票创作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彰显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其二，强调创作者需将中国元素与个人风格融合，同时贴合票主的性格、爱好与生活环境，正如版画家倪建明所言，他常因未捕捉到票主特质而多年搁置创作；其三，前瞻性地提出藏书票的收藏属性——这一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版画家群体中曾引发争议，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藏书票已成为独立的收藏品类。

遗憾的是，叶灵凤的《藏书票之话》及1934年发表的《现代日本藏书票》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关注。直到2000年，李允经先生在《中国藏书票史话》中才将《藏书票之话》全文收录。1938年后，叶灵凤定居香港，其藏书票藏品由夫人赵克臻悉心保存。1962年，唐弢先生在《藏书票》一文中提及“叶灵凤且为藏书票收藏者之一”，这是内地文坛对其藏书票研究的首次回应。

1975年，叶灵凤在香港逝世。1985年，北京三联书店举办“叶灵凤收藏的书票艺术作品展”，实现了他“将历劫幸存的藏品举办小小展览会”的遗愿。1980年，黄可先生在《读书》杂志发表《中国早期的木刻藏书票》，再次点燃藏书票文化的热度。如今，被誉为“书中蝴蝶”“页间珍珠”的藏书票，已在华夏大地绽放出璀璨的艺术光彩，而叶灵凤先生的先驱之功，终将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