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友谊的珍贵遗存

张滢莹

雪莉·哈扎德，出生于1931年的她自16岁开始就离开了自己的故土悉尼，过起了海外飘零的生活。新西兰、英国、法国都曾是她的落脚地，最终雪莉选择在美国和意大利之间定期往返居住，并于1982年当选美国艺术文学学院院士。在雪莉的长篇小说《假日的黄昏》《正午海湾》《金星凌日》和《大火》中，爱情、失去和回忆是最常出现的写作主题，或许因为童年时期被裹挟于“二战”的紧张氛围，青少年时期又远赴重洋，无根的漂浮感和对战争的反思始终如影随形，奠定了雪莉的写作底色。

唐纳德·基恩则是美国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学者。年轻时被派往檀香山服兵役期间，他就开始学习日本文学。为了更好地学日语，他报名参加了美国海军，与其他士兵对日本战俘的深恶痛绝不同，唐纳德却私下与一些日本战俘建立了友谊，并因此更深刻认识到战争对人心的蒙蔽和扭曲。因为醉心于日本这座岛屿之国的一切，后来他多年旅居于日本，并申请了日本国籍。

他们两人因为一位共同的朋友离世而相识，就此开始了一段长达三十载的友情，并留下百余封书信。打开由这些书信汇编而成的《何处为家》时，我心中其实颇有怀疑：我们爱读的书信集，往往是在双方缺乏其他沟通方式的情况下诞生的——比如策兰与巴赫曼书信集、黑塞和托马斯·曼书信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书信集等，在这些书信集中，除了交流见闻，更多的是吐露观点、倾诉情绪，是一种表达欲在纸面的完全释放。而《何处为家》两位作者交流的年代，电话已经普及，依靠飞机进行长途旅行也不再是难事，信中经常提及他们互通的电话，以及相约的见面，那么，为什么他们依旧选择纸笔和漫长的邮路来交流？

纽约、东京、那不勒斯、伊豆、卡普里、加德满都、罗马、悉尼、诺维奇、宇佐美……这些交错、遍及多个国家城市的通信地址，是两位作家生活的真实彰显。从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世界公民”，并将彼此通信的习惯带到了每一个落脚点。在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被作家敏锐捕捉的地方风俗人情，以及作家自身的记忆。有意思的是，在见面和电话里没法详谈的想法，通过纸笔却能清晰呈现，他们热烈地传递着自己对所到之处的感受。比如谈到宇佐美，唐纳德在“一个美丽、炎热的夏日，蔚蓝的天空中懒洋洋地飘着大朵大朵毛茸茸的积云”中想到了同样喜欢这些云彩的好友三岛由纪夫，并莫名地感觉“他11月去世那天，天空中就飘着这些云彩”。雪莉则描述那不勒斯为“不仅能超出预期或是带来意外之喜，它就像一座爆发的维苏威火山，喷发出惊叹和愉悦”。

虽然天各一方，在雪莉和唐纳德的通信中，有相当一部分依旧围绕着各自的写作事业以及关心的领域展开。作为日本文学的研究者，唐纳德经常会在通信中如数家珍地向自己的朋友展示最近的研究进展。雪莉则将唐纳德同时视作了一位东亚战争研究专家，经常会在信件中见缝插针地询问一些相关问题，如日本监狱中曾经关押过的外国平民政治犯的情况、美军在日本所建军事医院收治病人的情况、占领军驻地是否曾设立小型图书馆等。这些问题集中显示了雪莉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对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意愿，并部分体现在她后来的小说创作中。战争的阴影始终存在于她的作品中，家庭与国家的流离常形成作品的叙事动力。历史阴霾的笼罩下，每个人都要面对飘摇不定的人生。雪莉深入、执着地研究渐渐被人所遗忘、但在她看来永远不会过去的历史，正如她在某部小说中借角色之口说：“当人们说‘我现在不常想起那个悲剧’时，实际意味着它已永久侵入思想，并浸染一切。”

从写作生涯到日常生活，对作家作品的品读，以及与许多作家的交往（如雪莉提到和格雷厄姆·格林等人的会面，唐纳德谈及与三岛由纪夫的交际），再到各地游历，在这段延续三十年的友谊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纯粹的艺术人生——他们的对话常常跨越山海，但他们对文学艺术的钟情，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使得往复的信件中常充满了炽烈的情感。请不要将之误解为爱情，他们的友谊比爱情更为宽广无私。

“二战”的阴影始终滞留在两人的生命中，但他们对生命的尊重超越了种族、政治和国家的桎梏，也许正因为他们的反战意向如此相似，二人才在心灵上毫无隔阂。他们也是纯粹的、正直的人，雪莉曾在联合国任职多年，后来却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了其中不应存在的黑暗所在；唐纳德曾无意中涂抹过甲午战争，直到多年后了解到历史真相，毅然站出来为事实说话。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是纯粹、正直、勇气可嘉的人，他们之间的友情，以及这组留在雪莉遗产中、作为友情见证的书信，为我们留下了太多可以思考的东西。在即时通讯工具、视频通话更为普及的今天，这样的纸笔见证几近湮灭，让人在颇感遗憾的同时，更觉此类作品的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