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与求索：苏轼的青春岁月

◆崔 铭

如果用时下流行的“十六型人格”来分析，苏轼无疑是典型的E人（外向型人格）。他十分喜欢与人交往，善于结交新朋友，有很强的表达欲，而且乐于尝试新鲜事物，具有迅速适应环境变化的超强能力。因此，开朗、乐观、旷达，几乎成为苏轼最富标志性的人格符号，这究竟是天性使然，还是后天养成？

苏洵《名二子说》是我们了解苏轼性格最早的可靠文献：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文章作于庆历七年，那时苏轼十二岁，苏辙九岁。从文中可见，苏轼是典型的E人（外向型人格），苏辙则是典型的I人（内向型人格）。尚未涉世的两兄弟，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经历，性格却截然不同，可见先天因素确实存在。

然而，众所周知，人格特质其实是可以改变的，后天因素的力量似乎更加强大。那么，E人苏轼如何做到历尽沧桑依旧保持天性的开朗乐观？刚刚步入社会时苏轼如何看待世界？是否有过迷惘和痛苦？是否有过精神内耗？对于未来有过怎样的思考和准备？如何面对生命中那些不可控的因素？我们不妨从苏轼青年时代的诗歌入手，追寻他的心路历程。

郭纶触动的忧思

苏轼现存第一首诗歌《郭纶》作于第二次进京途中。两年前，他进士及第，却突遭母丧，按照惯例居乡守制。如今守丧期满，举家东迁。此次进京，他将被朝廷授予官职，开启仕宦生涯。自幼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苏轼渴望走出眉山，走向广阔的外部世界，成就功业，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然而，他出身于普通市井家庭，生长在偏远的蜀地，无论是外面的世界，还是深不可测的官场，都难免令他心生忐忑。

在旅途第一站嘉州，苏轼遇见了郭纶。郭纶原本是一名弓箭手，曾在边境屡立战功，却没有得到朝廷奖赏，现在嘉州担任底层官吏，年纪老大，穷困潦倒。听了郭纶的故事，苏轼感慨赋诗：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战，截发愿作万骑先。我当凭轼与寓目，看君飞矢集蛮毡。（苏轼《郭纶》）

这是苏轼在嘉州写作的唯一一首诗歌。其实，逗留嘉州期间，父子三人游玩了很多地方，也遇见过很多人，为什么唯独郭纶给苏轼留下深刻印象，并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或许正是郭纶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不幸经历，触动了苏轼对未来仕途的隐隐忧思。尽管苏轼笔下的郭纶出走万里，归来依旧壮志不衰，似乎青春无悔，但“日暮津亭阅过船”的特写，仍让人深深感受到生命落空的悲哀。这种思想根基与儒家生命观有关。儒家认为，人的生命必须有所依托，承载着某种社会责任而来，完成某种社会责任而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社会责任的完成，也是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这种属于儒家知识分子的高远理想，在世俗的认知中，便往往成为“功名利禄”四个字。

生命的其他可能

那么，除此之外，人生是否还有其他不一样的可能性？佛、道对此给出了不同观点。《庄子》认为，人生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生命有它本身的价值，生命价值的体现，不需要任何外在目标、责任和义务。就像一棵草或一棵树，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不曾受到外力的摧折，健康自然地享尽天年，便是生命价值的充分实现。而佛家则认为，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和无常，其根源即自我的欲望、执着和无知。

苏轼从小接受多元化教育，儒家之外，道家、佛家对他都有深刻影响。他生长在佛教气氛浓郁的家庭，父亲和母亲都笃信佛教。在天庆观跟随道士张易简完成小学教育。少年时代第一次读《庄子》，便“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将庄子引为异代知己。他热爱自然，喜欢徜徉于山水之间，天性中就有着超尘出俗的倾向，而且过去几年，他两次遭遇亲人离世。15岁时，唯一的姐姐因病去世；20岁时，三月进士及第，四月就接到母亲病逝的噩耗。生离继之以死别，大喜继之以大悲。这些特殊的经历，使他倍感生命易逝，亲情无价，更加珍惜生命本身的价值。因此，即将踏入仕途之际，前路茫茫、胸怀忐忑，便情不自禁向往另一种人生。在《夜泊牛口》一诗中他写道：

日落江雾生，系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煮蔬为夜飧，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儿女自咿嚘，亦足乐且久。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乡野居民朴实而温馨的生活，也是苏轼过去二十多年极为熟悉的生活。这样度过一生，何尝不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生？为什么要被功名宦情所诱惑，汲汲皇皇，奔走道途？

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苏轼《入峡》）

旅途中，苏轼不断叩问本心，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真正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从嘉祐四年十月持续到嘉祐五年二月；这也是一场漫长的游学，父子三人沿途寻幽揽胜，参访古迹，每一次游览都撞击心灵。

确立自处之道

旅途接近尾声时，苏轼的人生思考终于有了初步结论。在《浰阳早发》一诗中他写道：

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嚣嚣好名心，嗟我岂独无。不能便退缩，但使进少徐。我行念西国，已分田园芜。南来竟何事？碌碌随商车。自进苟无补，乃是懒且愚。人生重意气，出处夫岂徒。永怀江阳叟，种藕春满湖。

苏轼清楚地认识到，当下的自己仍不可能放下功名富贵之念。那么，该如何自处？如何面对未来的仕宦生活呢？他给自己立定的原则是：第一，“不能便退缩，但使进少徐”，虽然不甘于终老田园，但对功名利禄亦不应汲汲以求。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过于急切、过于执着，不仅会压抑个性，牺牲健康，少了陪伴亲人、朋友的时间，无心享受生活中的种种乐趣，甚至可能会丧失做人的底线，变成一个为了成功不择手段的人；第二，“自进苟无补，乃是懒且愚”，出仕为官必须尽职尽责，有所作为，对国家有利，为百姓造福，不可自诩淡薄功名，为自己的懒惰和无能寻找借口；第三，“人生重意气，出处夫岂徒”，这里的“意气”是指一种为信念而有所持守的刚正之气，无论进退，都应该坚守做人的信念和节操。

两种价值观的互补互融

由此可见，早在青年时代，苏轼的人生思想便交织着两条基线。一条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追求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与社会责任的完成；另一条则以佛道思想为基础，敏锐感受和审视人生的空漠，重视生命本身的价值。两条基线从相互矛盾到相互制约，最后达到互补互融，使苏轼的内心世界得以自洽。这一思想特质，在他的名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同样有着突出体现：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自注：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

诗歌作于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当时苏轼正前往他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凤翔府签判。途中经过他与父亲、弟弟的旧游之地渑池县。嘉祐元年（1056），兄弟俩跟随父亲第一次进京，就曾路过此地。那一次，他们在县里的寺庙借宿，得到老僧奉闲的热情接待，并在寺庙墙壁上题诗留念。短短几年过去，斗转星移，人、事全非！奉闲和尚已经去世，骨灰安葬在庭院中，上面筑起了一座新塔；曾经题诗的墙壁早已颓坏，几乎见不到笔墨的痕迹。

徘徊在奉闲和尚的舍利塔旁，苏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整个世界生生灭灭，变化不已，没有常性；人有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也无常性。“无常”二字主宰着宇宙中的一切。他仿佛看到，茫茫雪原上一只飞鸿疾速掠过，偶一起落间，留下一串爪印。鸿飞千里，瞬时不知去向，而雪花依旧纷纷飘落，爪印也悄然消失，天地依旧是苍茫一片。雪泥鸿爪，倏忽即逝，人生空漠之感扑面而来。

然而，诗歌的内涵却并不止于此。结尾两句忽然宕开一笔，追述往事。嘉祐元年（1056），父子三人从陆路进京，山路坎坷，马儿都累死了，最后只好骑驴到渑池。如果说前六句正面论证了人生的虚无，最后两句则又给这虚无的人生赋予了某种意义和价值。“路长人困蹇驴嘶”展开的是一幅生动的场景描写，透过这个场景，我们可以想象进京旅途中父子三人经历的种种艰辛，他们彼此的鼓励、相互的扶持，怀揣的梦想，沿途的唱和……

这些饱含深情的美好回忆，背后是父子兄弟间浓浓的亲情，这才是速朽的人生中永恒不朽的部分。功名利禄固然无常，但人生绝不是彻底的虚无。结尾两句以转折方式呼应和收束全篇，在承认前文论点的基础上，引出补充性论点，完成对人生意义的圆满解答。整首诗歌否定了功利性人生的价值，肯定了情感性人生的意义。

这时候的苏轼，一方面，正处于事业的辉煌起点。继20岁考中进士，文坛巨擘欧阳修预言他将“独步文坛”之后，24岁又以宋朝建国百年以来最好的成绩考中制科，被仁宗皇帝许为宰相之才。另一方面，他和弟弟从小相伴相知，“未尝一日相舍”（苏辙《逍遥堂会宿引》），如今却不得不远隔千里，一别经年，离别的痛苦充溢着他的胸怀。但雪泥鸿爪的人生感悟，使他具备了一种对事物的独特认知：人生路上，无论悲喜得失，皆如鸿飞千里留下的短暂痕迹，很快便会消失。这一思考，使他不至于在年少得志时忘乎所以，也不至于在悲伤痛苦中长久消沉，始终保持对未来的希望和追求。

经历了青少年时代的大悲大喜，经过了青春期的迷惘与求索，苏轼天性的乐观，初步转化为现实的乐观，既胸怀理想，又脚踏实地。这样一种乐观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既有儒家思想铸造的锐度和硬度，又有佛道思想赋予的厚度与深度，锐度和硬度使他勇于进取、忠诚刚直，厚度与深度使他富有弹性和韧性，不至于被摧折，并将在未来的阴晴雨晦中不断淬炼，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