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展的双重解码：从“逆生长”到“逆设计”

贝聿铭设计的肯尼迪图书馆

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玻璃金字塔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海报

贝聿铭设计的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馆

“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现场

“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现场

“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建筑、城市与文化”展现场

建造中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民生码头8万吨筒仓改造工程

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大厅框起了花园中的景观

廖 方

近期在上海多个展馆中，先后开幕了建筑题材展览：“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建筑、城市与文化”在西岸美术馆、“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在趣看美术馆。密集展览引发的热烈反响中，包含着对建筑展览方法的评论，不妨从建筑师的角度，基于建筑艺术的特殊之处，简要谈一谈建筑展览的两个基本方法。 ——编者

“逆生长”——

品读建筑师的人生

建筑被誉为“凝固的音乐”，但并非由建筑师独自演奏，而是社会力量的时代交响。因此，不同凡响的建筑作品往往铭刻着耐人寻味的人生际遇，品味建筑需要先品读建筑师的人生，这是一个“逆生长”的方法。此次“贝聿铭：人生如建筑”（简称“贝聿铭展”）以“人生如建筑”为题，开篇就介绍贝聿铭及其家族与上海的渊源，这也成为观众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人生的发展历程理论上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身体的成长、技能的培养、社会关系的发展。对照而言，贝聿铭人生的第一个阶段有很大部分在上海度过，第二个阶段则在美国开启。他的科班之旅由结构工程起步，后来才转为建筑学，由此而来的知识体系能够更好地驾驭建筑的力学之美。香港中银大厦是贝聿铭技术含量最高的代表作之一，从大楼的斜向支撑结构可以看出贝聿铭建筑艺术的“三角形”母题其实源于力学原理。但三角形的建筑能被社会接受，还有赖于贝聿铭的社会关系和社交造诣，香港中银大厦的三角形元素就曾被攻击说成像“打叉”，贝聿铭笑称那是“宝石”。他的诸多建筑艺术杰作都是技术优势与社会关系的结晶，如肯尼迪图书馆、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馆、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等，这些建筑都是三角形母题的体现，也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贝聿铭开启职业生涯的同期，上海的城市建设也进入新的阶段，“建造上海：1949年以来的建筑、城市与文化”（简称“建造上海展”）试图梳理内在线索。有别于贝聿铭的“个展”，“建造上海展”呈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建筑师群体在上海的人生际遇。他们中间有一些是贝聿铭的同龄人，甚至有着相似的求学经历，但工作后的社会环境和建筑创作体制有着很大差异，并直接体现在他们的建筑作品上。

虽然当前国内外的建筑设计体制仍有很大区别，但国内的建筑学学科确实是舶来品，最早期的建筑学引进者和国内建筑学学科的奠基人中，包括梁思成、林徽因。从“栋梁——梁思成、林徽因学术文献展”（简称“栋梁展”）中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学术文献可以看出他们的重大贡献在于将西方建立的建筑学学科应用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科学化，进而奠基了国内的建筑历史学科（建筑学一级学科下设建筑历史二级学科）。此前，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虽然曾经达到了人类木艺的顶峰，但并未成为科学。“栋梁”一词，既是指代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禀赋，更是颂扬梁思成和林徽因在该领域科学化的开创性贡献。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职业又与贝聿铭和“建造上海展”中的建筑师不同，其主要在于建筑科研而非建造房屋，成果主要是学术文献而非建筑作品。换言之，除建筑师之外，梁思成和林徽因更是学者，而他们研究的中国古代建筑的创作者们，则是工匠。东西方古代都有建筑匠人，但中国建筑领域的科学化进程长期落后于西方。西方至少在古代希腊时期已经出现了建筑领域的科学化（如用三角函数明确神庙建筑的立面形制）并持续发展完善；而中国直至宋朝晚期才出现较为系统的建筑技术规程——《营造法式》。

科学的缺失，导致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在经历技艺上的辉煌后，又险些沦入失传的境地，这也显示了建筑领域中科学与艺术的相关性。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建筑师人生可以说就是一条“打捞”中国建筑木艺的道路，最初的指路人与最有力的支持者则是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梁启超选择将建筑历史纳入其“新史学”的范畴，回避了当时中国读书人与工匠的社会身份隔离，巧妙地突破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研习科技的社会观念芥蒂，他还将再版的《营造法式》寄给在美留学的梁思成，附信阐明其潜在的巨大价值。

“逆设计”——

解析建筑师的作品

建筑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仅可以在外部欣赏，还可以进入内部体验。由于这种独特的空间性，建筑展览在某种程度上又很类似于建筑设计，就是都在脱离建筑物本身的场景中呈现建筑，使用着相同的媒介（如图纸、模型、影像）去转呈建筑。两者的区别在于，建筑设计时，内容是从想象到实体、从发散到收敛、从微缩模型到实际大小……而展览呈现时则相反，这就是“逆设计”。解读剖析建筑师的作品就是逆设计的过程。

“贝聿铭展”和“建造上海展”都用很大篇幅再现建筑作品的设计过程，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学术研究也是对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设计的还原分析。精彩建筑的设计过程往往也很精彩，使得对其分析还原富于趣味，也体现了从人的主观感受出发的艺术性特征——相较而言，另有一类技术性的建筑展览则主要展现成品的参数指标。

“贝聿铭展”中的一段影像演示了建筑师最初在一段方尖碑形状的模型上剖切推移，构思出大楼形体雏形的过程。这种以造型启动的设计流程，也体现出虽然当时香港中银大厦面临严峻的资金和技术挑战，但建筑形象仍是首要因素，反映出艺术性对划时代建筑事件的特殊意义。这种建筑艺术性意义在东方明珠电视塔的设计过程中亦然，也在“建造上海展”中被生动再现。

“栋梁展”中的学术文献，有很大部分是在分析还原中国古建筑的设计。其最基础成果是对古建筑的测绘图纸，精美细致，本身就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基于测绘制图的“逆设计”工作，梁思成和林徽因系统性地还原出这些古建筑的设计原理，还总结出中国古建筑尤其是“大木作”的美学机理，如立柱的“侧角”、横梁的“升起”、屋顶的“反宇向阳”等经典造型手法，都有相应的工程技术原因，阐释了中国古建筑艺术的理性基础，为近现代建筑师传承中国古建筑铺平了道路。在“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上海近代建筑群中，就有着中国古建筑新作，如外滩风貌区内的女青年会大楼、亚洲文会大楼、中国银行大楼，聚兴诚银行大楼等。这些中式风格大楼的建筑师，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背后离不开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学术贡献。

建筑的现场感受是难以替代的，但也是视距内的，还是混合的、表象的，建筑展览则可以在“逆设计”时更有条理地“划重点”。为此，建筑展览在图文影像之外通常还会使用模型更直观地揭示视觉艺术与形式美学后面的设计逻辑，包括用沙盘模型展示超视距尺度上的相关要素，以及用拆解式的模型去透视内部空间组合的构思等。“贝聿铭展”在后者上有一个比较激进的案例，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模型，依照建筑师的空间布局“妙手”，拆解为两个独立的模型和展台，用“分席而坐”的方式强调建筑作品最关键的设计策略。

相对于“逆生长”，“逆设计”的专业门槛更高，如不少观众未能体会到“贝聿铭展”上“分席而坐”模型的意图。葡萄牙建筑师“阿尔瓦罗·西扎的档案”展览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与尚未结束的“贝聿铭展”相遇，希望本文对观看这一建筑展览也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