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记忆如何在底片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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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凯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题材电影《南京照相馆》率先与观众见面。其特别之处，在于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影片以一家名为“吉祥”的照相馆为叙事空间，这个被高度压缩的封闭空间，使原本不同职业、素无交集的人物骤聚一处，迫使其在短时间内完成角色与功能的快速重组，在至暗时刻完成心理蜕变。小空间里的群像戏，辅以相机、底片、暗房灯等技术道具，这样的组合设定天然携带戏剧张力，这种从“求生”到“觉醒”的转变，成为电影的叙事内核。

摄影本是凝固瞬间的媒介技术，承载着拍摄者的意图以及被拍摄者的情感。而在《南京照相馆》中，这份承载美好的媒介技术却被异化为暴行的共谋。在电影中，日军强迫百姓摆拍的“亲善照”，挪用摄影“曾经存在”的真实性，用镜头前刻意安排的笑容、虚假的“军民互动”，妄图抹去屠刀下的血腥。可被强行拉入镜头的人们，脸上难掩的悲哀与恐惧，终究戳破了这场伪装。镜头能凝固摆拍的虚假姿态，却掩不住屠杀的罪恶真相。

摄影此刻沦为谎言的载体。而照相馆里那些被反复冲洗的底片，恰是对这种异化的无声反抗。日军欲销毁的屠杀影像在显影液中渐显，暗房里重现的画面终成暴行曾经存在的铁证，与“亲善照”的虚假形成尖锐对峙。由此，暗房里逐渐清晰的影像，不是对历史的割裂与掩饰，而是对被妄图篡改真相与记忆的修复与矫正，成为一种唤醒的力量。

“洗照片”是《南京照相馆》中最重要的动作与场景。电影让角色亲手操作显影液、翻动底片，把抽象的“观看”转化为具体的“参与”，重构其感知方式。观众亦通过跟随角色的动作完成情感投入，成为见证影像诞生的“在场者”与“证明人”。也正因此，摄影成为唤醒记忆、情感及责任的媒介。

记忆与情感总依附于具体的地方，《南京照相馆》对地方的书写与呈现恰是如此。这种对具体地方的执念，使战争与暴行的残酷更显锋利。王骁饰演的老金在照相馆展开的背景幕布，更把这种“地方感”推向纵深：幕布上除了南京，还绘着北平、上海、杭州、天津这些被画笔凝固的山河，在战火中化作最珍贵的精神原乡，那是父辈曾经踏足或心驰之所，也是后辈再难凭亲历想象的地方。布面的磨损与褪色，凸显了它们在炮火下共同的脆弱，当熟悉的街巷沦为焦土，人们便本能地以符号重构记忆，用想象维系与土地的情感联结，确认自己的身份与认同感。当这些地名在银幕上一次次被唤起，笔者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歌曲《我的祖国》。

乔羽当年写《我的祖国》时，特意避开“长江”“黄河”这类宏大的地理符号，偏偏以“一条大河波浪宽”落笔，恰恰吃透了这种“地方感”的精髓。歌词里“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全是带着温度的具体场景，把人与河的关系织成了日常生活的肌理。这些细节让这“一条大河”不再是生硬的地理概念，而成为每个中国人记忆里“家门口的河”。电影《南京照相馆》里的地方书写，正与这种逻辑同频。那些反复出现的地方印记，何尝不是另一条“大河”？它们让人们对土地的眷恋深深融进日常生活的褶皱。当这些承载着记忆与情感的地方遭遇劫难，共鸣便有了更沉的重量、更深的痛感。当人们再也不能在熟悉的地方见到寻常光景，那种被生生剥离故土的痛，才最钻心。

《南京照相馆》最终把浸着血泪的底片递到观众手中，这些底片里既有侵略者暴行的铁证，也有无辜生命的悲鸣，更有普通人在绝境中对真相的守护、对家园的执念。这些底片不是让我们困在过去，而是要我们带着它们往前走。记着那些守护真相的人如何在黑暗里举着灯，记着那些眷恋家园的人怎样用念想对抗毁灭……这份记挂，会是对和平最实的守护，对尊严最硬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