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文
杨振宁《邓稼先》一文,收入部编初中七年级语文书。
文章写到1982年邓稼先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前面三段,几乎没有写到一件实事,但是逐段提出的三个问题,却与能不能“走”有密切的关系。
这三个问题,概括地说,就是在荒凉、死亡、失败面前有没有思想准备?如果说古战场的荒凉和同事、下属的牺牲对自己还不是直接的考验,或者说,还可以较轻易地表态;那么,科学实验的失败却是最为直接、最为严峻的考验了。
由于“理论是否够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科学实验的失败便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既可研究错误的理论如何导致错误的实践,又可研究新的实践如何证明旧的理论必须被修正或者被扬弃——当这样一个机会由于“一个信号测不到”而来到的时候,“走”意味着什么?还不是意味着对失败、牺牲毫无准备吗?还不是意味着“逃”“我不能死”吗?而邓稼先选择的是“留”,留着研究失败的原因,即使死,也是死得其所,如同先走的同事和下属那样。
所以,他只说了一句话,也许是轻轻的一句,却是我们时代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