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居民小组长

□ 吴莉莉

“居民小组长”，现在听来很陌生。从官方行政编制上讲没有它的份，性质更偏向民间。官位虽小，从前居民的市井烟火日子里，作用却不小。

我母亲是家庭妇女。新中国成立初期，她当过里弄妇女代表，那时还没有居民小组长一说。所谓代表，不过是做些组织居民听广播、参加社会活动之类的事。幼时我家住在溧阳路1084弄，活动地点就设在一家住户自愿提供的汽车间里。尚没上小学的我喜欢跟在母亲后面跑，大到抗美援朝时动员市民为买飞机大炮捐款，小到发放宣传婚姻法的连环画册。一次，代表们去居民家中抽查卫生状况，合格的就在该户房门边贴张一寸宽、四寸长的红色“清洁户”纸条，否则就贴“不合格”的绿条。看到自家贴了红条条，我很开心。小小一片纸，事关荣辱，小孩都知道里弄工作很重要。

1956年，家搬到四川北路三新里，后门对面21号客堂间，就是居委会办公处。一个居委会要管几条弄堂，黑漆大门从早到夜开着，人流不断。“主政”的几位老大姐几乎都是家庭妇女，工作忙不过来，得有人协助，小组长便应运而生。小组长是居委会与居民联系的纽带，没有津贴、没有工作时限，纯属义务劳动。那年月运动接二连三，细枝末节的事多得很，小组长奔进奔出得自顾不暇，屋里米饭被烧焦是常事。全民炼钢时，动员市民捐废铜烂铁，小组长就拖只旧麻袋上门收破铁锅、烂铁炉。1958年办民办小学，小组长几次来我家，想征用客堂间做教室，还请只有初中二年级水平的母亲当教师。让房，祖母坚决不同意；上课呢，母亲不会讲普通话，只能都婉拒。好些日子里，迎面碰见小组长，家人都不好意思。后来，15号里宁波籍的谢家姆妈，虽然大字不识，家里却出了两个大学生，这在20世纪60年代初是了不起的，居委会请她当小组长，一当近二十年。

小组长难当，常听谢家姆妈讲：我脚骨也要跑得断掉来！一是烦：按时给每家发票证。票证多得数不清，有按年度发的布票，按季度发粮票、油票、肉票；有按人头发，有按户头发（户头有大户、小户之别）。小组长领来全组人的票证后，一一分好，用回形针别起，再通知各家届时去领。没及时领的还得送上门。分票证更难，领来的是大型张，有的票像邮票似的打着孔，分起来要一张张撕开。油票、香烟票纸小，难撕，撕坏就作废。谢家姆妈是近视眼，看不清只好叫家里小儿女帮忙，我也帮过。在票证比钞票还要紧的年月，做这事举足轻重。二是事多：每月上门代收扫街费，每户一毛钱。钱虽少，楼上楼下地跑，主人还不一定在家；礼拜四是里弄法定的大扫除日，要喊大家动手，铅桶扫帚拎出来；大热天发放中草药集体熏蚊子，老小居民全要走出房外，门窗紧闭烟熏……三是邻里纠纷断案难：一幢房子水、电共用，月底结账各家分摊的水、电费，哪能做到毫厘不爽？弄勿清爽就请小组长当老娘舅。“断案”若有偏，有人就会吵到屋里向来。还有，还有……任劳任怨，真难为了小组长们。

如今居住条件改观，居委会还是那个居委会，居民小组长叫成了楼组长。性质没变，办事容易多了。网络化时代，居委会与居民联系，建个微信群便可，有事线上说。没有楼组长，群主也能代替，我居住的小区，群主公益意识强，学历高，洋文交流也搞得定。相逢也许不相识，无妨。

以前活跃在居民日常生活里的居民小组长，成了当年市井烟火的一个侧影，让老一辈上海人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