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河流

杨绣丽

如今，写信已是遥远如古董的事。铺开纸，让墨水流淌于纸的阡陌——这般光景似乎已很难寻觅。

此刻，回忆青春时代，一个影子清晰浮起。卉——我青春信纸上第一个娟秀的名字。

她是从上海市区来的小女孩，像只偶然停驻在崇明岛芦苇丛中的鲜亮水鸟。最扎眼的是脑后那根乌黑油亮的辫子，随她蹦跳在肩头活泼甩动。她喜欢游泳，在少年宫泳池里能像鱼般灵巧穿梭。而我，一个满脚沾泥的乡下丫头，对这城市来的、生机勃勃的女孩，满是怯生生的好奇与亲近。后来她回了市区，我们便开始通信。

她的信，是我瞭望世界的唯一小窗。她住在永年路一栋很老的房子里，跟奶奶生活。奶奶胖而富态，坐在藤椅里像尊慈祥的弥勒佛。我去过一次，屋子极小，夏日的燥热像绒布紧裹着人。头顶旧吊灯光晕昏黄，老电扇“嘎吱”摇头，送出热风。就在那闷热与陈旧里，她用细密字迹，为我描绘着带有电车铃声和梧桐叶影的上海。

后来，我考上崇明师范，那是乡间孩子可以跳出农门的好出路。我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进去，心里却无多少欢喜。学校孤悬岛缘，寂寥中，卉的信成了我最珍贵的给养。我们谈学业、琐事与朦胧的梦想。信纸很薄，却承载着少女世界的全部重量。

然后，一个奇妙的转折如命运投石，在我生活的湖心漾开涟漪。

那是1989年一个寻常冬日。我从传达室取回信，信封上是熟悉的“崇明师范三（4）班杨秀丽收”，字迹也似卉的带着飞扬。我欢喜拆开，读到的却是她说眼睛做了小手术。我立刻回信询问。她的回信很快来了，带着讶异：“我眼睛好好的呀，何时给你写过那样的信？”

我怔住了。宿舍的女孩们围过来。白炽灯光下，我们比对陌生笔迹，忽生主意：何不将这信原封不动照地址寄回？怀着冒险的兴奋，我将那页令人困惑的信纸重新折好塞回，又另附短信写明原委，投进了邮筒。

约半月后，回信来了。落款让我惊得几乎叫出声——“山东莱州师范三（4）班杨秀丽”。

原来，世上竟有另一个与我同名同姓的杨秀丽！是她的朋友“平”给她写了信。“平”字像极了“卉”；而“莱州”与“崇明”，在邮递员眼里或是两个模糊地名。一连串微小误差——字迹相仿、地名混淆——竟将本应去山东的信，送到了我手中。

这奇遇让我们四人——我，卉，山东的杨秀丽，字迹豪爽的“平”——惊喜不已。仿佛茫茫人海中，四盏孤灯偶然却清晰地彼此照见。我们开始通信，四个天南地北的女孩，为彼此打开新鲜的窗。我们谈莱州的海、崇明的风、上海的弄堂，也谈青春期共通的忧伤与憧憬。信纸在空中织成一张温暖的网。

然而，青春筵席散得太快。毕业潮水一来，我们便被冲散。匆忙中，竟忘了留下确切地址。那条由巧合连接的、纤细的通信线，“啪”的一声轻轻断了。没有告别。我们像四颗曾短暂交会的星，没入各自的轨道。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我早已用笔名杨绣丽开始了写作。她们三人也必定都已为人妇、为人母。卉，那个辫子活泼的少女，是否还住在永年路？山东的杨秀丽，她的人生是否安然？“平”，又去了何方？

这是一个只属于那个迟缓、笨拙却充满意外之喜的年代的童话。那四个曾在纸上诉说梦想的女孩，永远留在了名叫“往事”的河流对岸。而我站在这边，手里握着的，只剩下一支再也寄不出信的、安静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