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依然是同情

弋舟

收到《从夹缝到通途》，翻至有关自己的那一篇，在结尾处，舒晋瑜问：你的“小说观”或“文学观”是什么？我答：同情，深深的同情。

这则问答，或可印证作为对话者的舒晋瑜打动人心的力量。现在审视自己与她的对话，我会惊讶于自己多年前的严肃认真，我知道，当我以“同情”作答时，必定是动了情的。当日对话的情状已难复原，但这个回答告诉我，当我们一句一句深入交流到了最后，我已全然进入了舒晋瑜所设置的语境当中了。这个语境，是有关文学的，是有关时代的，更是有关时代与文学之下，那个具体的人——我的。这个具体的我，舒晋瑜是通过一篇一篇的作品细读来框定的，是通过细读之后她的共鸣与存疑乃至否定所定向的。一切都与、都只与“我”专门相关，是我的体检报告，所有健康与不健康的指标，都只对我准确成立。她不空泛，极具体。所以，当我恳切地回答了她“同情”之后，还情难自禁地又强调了一遍：深深的同情。

“同情”是我之“小说观”与“文学观”，甚而，还是我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舒晋瑜的这本访谈之作，在我看来，亦是“同情”之书。此“同情”，一则建立在她与受访对象同为“70后”的代际共情之上，二则建立在她对文学之事令人信赖的“正派”态度之上。什么是文学的“正派”态度呢？那是：中肯，感同身受，推己及人，甚至还略略“保守”，在一个根本性的传统下，展开新问题的讨论；重要的还在于，她不以卖弄为企图，论及自己所不解的，也饱有体恤之心。

她问李浩：你对《灶王传奇》满意吗？问魏微：你沉迷于日常生活细节，这种沉迷会影响你对宏大叙事的热爱和呈现吗？问王十月：在反复书写弱者的恐惧的过程中，你的恐惧感是否得以纾解？……

这些设问，我想，首先是舒晋瑜面对一个个具体的受访者时，她自己的困惑，其间，也许还潜藏着她的质疑。而这些“质疑点”，受访者在她的问询之下得以自证，获得了申辩的机会。

《从夹缝到通途》，想必也是舒晋瑜对自己生命况味的一个概述，毕竟，她也身在这样一代写作者之中。如果说，当这本对话集展开的时候，“70后”之“夹缝”说，还是一个纵向的境遇——是上下代际之间的尴尬存在，那么，此刻无论“某”代，文学似乎整体进入了横向的“夹缝”之中——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左支右绌。

好在，正像李洱所说的那样，“舒晋瑜是以对话的方式进行文学批评活动的人”，我相信她还会以她“同情”的方式，为文学、为时代答问出具有说服力的、抚慰人心的方案。因为舒晋瑜这样的对话者，总能时时唤起我们与之同频的同情、深深的同情。于是，那个“通途”便永远可被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