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藏史 笔墨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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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怀宇

2019年深秋，唐吟方先生带我到北京大觉寺看千年银杏，忽见匾上“动静等观”四字，竟联想到朱熹“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之说。而后天地巨变，多是静坐读书。陈白沙为学于静坐中养出端倪，而见鸢飞鱼跃之妙。动静之间，对万象有更深的观察和思考，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

唐吟方先生所记的艺林世说新语，无疑是案头常读常新的妙品。《百年艺林广记》的妙趣，便在动静等观、亦庄亦谐之间，颇合“闭户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之境。

当我重读唐吟方先生的《百年艺林广记》，既重温掌故烟云，也参照和唐先生别后的读书心得。《百年艺林广记》中有一则：学者中钱锺书、金克木晚年俱不蓄书。家中但存辞书数册。有人登门或邮奉著述，亦不存。遇有后学晚辈来访，辄以相赠，且云：“吾辈老矣，书当赠有用人。”而唐吟方的朋友扬之水去拜访金克木，但见：“北京大学朗润园的金宅，一几，一榻，一张写字台，一个惟底层疏疏落落躺了几本书的书架，一个坐下去就很难站起来的旧沙发。”金克木不藏书，却有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脑。他很早就学会了如何在图书馆里读各种各样的书。一度在图书馆做管理员，后来做了教授，不论是武大还是北大，都傍着一座教人艳羡的图书馆。最聪明的办法，自然是把自己的书房设在图书馆里。唐吟方和扬之水的记录，引我颇多共鸣，缘因近十年来我便住在图书馆的旁边，很喜欢泡图书馆。白天去，晚饭后也去，只可惜图书馆晚上九点就闭馆。近年因为家里的书架已经没有藏书空间，我很喜欢在图书馆借书，尤其是新书，确定是好的新书，才深度阅读。这是前辈读书人对后学的无尽教益。

《百年艺林广记》中所记人物，我也曾采访过一些，读后与采访印象互相印证，更深得“知人论世”之妙。唐吟方记：“黄永玉写自传，才四岁就写了二十万字，创自传之最。”依我看，黄永玉身边的人，拿一个录音笔，每天陪他聊天，再整理成文字，便是小说传奇的长篇未完稿。唐吟方记：“吴冠中作画讲究形式，画作往往由点线面构成。毛笔不合其作画习惯，乃自制漏斗作绘画工具，画线条动辄数十米，运作自如。不知者以毛锥拟之，难相神似。此吴冠中作画秘器。”我采访吴冠中那次，则委婉地说他写的书法不合传统，是“画字”，不想吴冠中晚年，画字更多。唐吟方说：“韩羽字有新潮书法面貌，而无新潮书家习气，是韩羽书法高明之处。”我则亲见韩羽写字，才理解韩羽书法与漫画风格一以贯之，似巧实拙，与唐吟方所见略同。

唐吟方写张充和于诸艺颇自负。其晚年回顾平生，自评：“词犹不能过沈祖棻。”言下有恨意，而服善之心，亦见充和器识之不同寻常。这一节却是我前所未闻的，而以下这一节则是我亲口问过张充和的：胡适早年书法效法郑孝胥，于捺脚一笔酷肖。某次张充和请胡适写册页。充和见适之字迹，脱口：“是学郑孝胥的。”适之自承：“受了他的影响。”郑孝胥书法修长、闲雅，风度翩翩，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受知识青年欢迎，学者影从。如徐志摩、钱锺书等学者早年均写得一手矫健的郑式行书。我见张充和那次，还问：“胡适是不是也学过苏东坡？”张充和说：“他没有跟我说过他学苏东坡，苏东坡的字胖一点，郑孝胥的字就瘦瘦的，脚长长的。”

在我看来，《百年艺林广记》既有史料之功，亦有掌故之趣。傅斯年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从屈维廉（G.M.Trevelyan）的名言改编而来：“收集法国革命的事实！你必须上达天堂、下入地狱来获取它们。”傅斯年挑战传统研究的读书方式，认为书籍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像碑文、画像、民谣这类未开发的材料实际可以说是无限量的。唐吟方在《百年艺林广记》中收集史料之功，与史家异曲同工。

至于掌故之妙，唐吟方与前辈高伯雨、郑逸梅一脉相承。瞿兑之为高伯雨的《听雨楼丛谈》作序，认为韩愈、柳宗元文集中最好的文章不是说理的，而是随笔。这些平常的见闻和偶然的记载，用朴素而灵巧的笔法写出来，便有妙趣。而宋代名著如欧阳修的《归田录》、沈括的《梦溪笔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洪迈的《容斋随笔》等，随笔所涉及的资料大都是人物故事、风俗制度等，于正史中往往不易见。瞿兑之说：“在中国的史书中，往往只看见兴亡大事的记载，或者官式的表面记录，而当时人们实际上是怎样活动的，只有从其他的来源中才能体会到。这就使从事掌故学的人要负起相当重的责任了。”在兴亡大事与官式记录之外，别开生面，遂成掌故学。掌故学与新历史学派相激相荡，则笔下烟云可圈可点。

史海如此浩瀚，世事如此变幻，人心如此幽深，可记可悟者无穷。《百年艺林广记》余韵绵绵，如品陈茶。静读悠思，会心一笑，可得宇宙人生大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