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访陈从周先生

徐静波

陈从周先生，在中国园林建筑界，至今仍无人出其右。1987年2月，我曾四次贸然至其寓所拜访，但两次未遇，实际只是两次。

在一次未遇后，于2月24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晚上，我走进同济新村，按地址叩开了陈寓的门。说起来，我与园林建筑完全无涉，亦非中国古典建筑专业出身，怎么会去拜访陈先生的呢？那时，我正在研究梁实秋，计划写一本梁实秋的评传，梁早年与胡适、徐志摩等一起发起成立过“新月社”，编过《新月》杂志，梁1927—1928年间的四本著作，都是新月社出版的，1959年梁在台湾出了一本《谈徐志摩》，而陈先生的夫人与徐志摩有姻亲关系，陈由此获得了不少徐志摩的材料，1949年出版了一本《徐志摩年谱》，我在1984年买过上海书店印行的此书的影印本，心想，或许能从陈先生的口中获得更多徐志摩与梁的交往材料，便贸然投函，表示造访之意。

我读过陈从周先生的著述，此前还买过他的《说园》和《书带集》，对他的学识和文笔，心生敬服。叩开房门后，我怯生生地表达了两个愿望，一是希望得到徐与梁交往的更多的材料，二是，若陈先生手头有梁的《谈徐志摩》一书，能否借阅？陈先生当时已虚岁七十，自然是老先生的模样，比我想象的要热情温润得多，思路清晰敏捷，我在他的书房里小坐了十几分钟，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书房的四壁，是几架图书，中间放着一圈沙发，屋角有一个电视机，茶几上的一个小录音机，播放着悠扬的昆曲，房内稍微显得有些凌乱。陈先生显得比他在照片中随和些，穿着极普通的藏蓝色的卡（当时的一种掺入了涤纶的卡其布）上装，在屋内也戴着帽子。很幸运，陈先生有梁《谈徐志摩》一书，不过也是复印本，但这无关紧要，他也愿意惠借给我，我自然是非常感激的。因他尚未用饭，我坐了一会儿即告辞了。”

翌日我将《谈徐志摩》一书复印后，晚上将此书奉还给陈先生，并带了之前自己所买的所有陈先生的著作，请他签字留念。我去的时候，还不到八点，陈先生已经卧床，不过未入寝，躺在床上翻阅书籍。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陈先生见我来访，呼我入内，于是聊了约半小时。陈的旧文学底蕴很厚，对中国文化甚为热爱。谈到我将要撰写的梁氏一书，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梁氏目前难作盖棺定论，因此书中尽量多展示材料，而少作评议论说。这恐怕是过来之人的警辟言辞，我当谨记。陈先生另外借我一册刚受赠的《徐志摩书信》，内有致梁的四封信，很有价值。”几天以后，我去其寓所将此书奉还，不遇，交给了不知是他女儿还是儿媳的女子。

陈先生在园林建筑上的成就，除了卓越的理论外，最著名的，是1979年擘画并与贝聿铭等共同营造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内的“明轩”，由此与贝聿铭结为知己，见过几张陈与贝的照片，陈穿着拘谨的中山装，贝则是大衬衫领子系着时尚领带的西装模样，咧着开心的嘴。陈还曾主持过豫园的东园和宁波天一阁等的复园工程，他早年，在诗词上师承夏承焘，在绘画上，受到张大千的激赏，被收为入室弟子，有一张两人的合影，张穿浅色的长袍，风神潇洒，陈是长衫，年轻的笑脸上还有几分憨憨。陈一生对中国的造园贡献巨大，我因梁实秋的因缘，得以有幸拜识，两度亲闻其謦欬，后来差不多购买了所有他的著作。说起来，这也是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