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在东庙弄的日子

原址上建起的久光百货（愚园路侧）

郑振铎上海寓所旧影——静安寺东庙弄四十四号（今愚园路六十七弄四十四号）

郑振铎上海寓所旧影——静安寺东庙弄四十四号（今愚园路六十七弄四十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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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是现代著名文学家、学者，在抗战期间，他冒险抢救了大量文化典籍，其中宋元明清善本就达到一万五千余种。上海书店出版社近期推出的《郑振铎日记（1939年）》为首次整理出版，日记内容详细记录了其买书、编书目、教学、交游等，进一步补充了抗战期间文献抢救这一伟大壮举的细节，反映了郑振铎为民族救亡图存作出的贡献。

彼时，郑振铎居住于静安寺东庙弄44号（今愚园路67弄附近），郑振铎岳父高梦旦先生家位于胶州路合丰里1027号。“孤岛”时期局势险恶，当郑振铎预感有风险时，常暂居高家避祸，日记本平时亦随之存于高家。

“孤岛”岁月里的住处

1935年，郑振铎应邀出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文学系主任（暨南大学前身为1906年创立于南京的暨南学堂，后迁至上海）。翌年，他将家搬到了愚园路东庙弄44号——一幢带花园的三层小洋房。这幢小楼位于静安寺东侧，在“孤岛”岁月里，它掩护过进步文人的聚会，也庇护过郑振铎抢救下来的大批古籍。

这座小楼住得并不宽敞。郑振铎的家里住着祖母、母亲、妻子高君箴和一双儿女，还有几个仆人亲戚，一家十来口人挤在一起。时局动荡，房租和物价都在不断上涨，一个月房租涨至一百一十元，占去他在暨南大学月薪的四分之一，米价更是翻了数倍。就在这样的处境中，他从未动摇过对文化的坚守，也从未放弃过藏书的信念。

作家叶灵凤曾在《静安寺的雪泥鸿爪》一文中，描绘过他走进东庙弄44号的印象：“楼下前后两间都是藏书的地方，四壁都是书架，桌上也堆满了书。”起初书架上放置的多是西文书籍，但自从郑振铎开始研究中国戏曲小说、通俗文学，线装书便越堆越多，渐渐把西书挤到了书架背后。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租界沦为“孤岛”，许多人选择撤离，郑振铎思虑再三后却决定留下来。他在《劫中得书记》中写道：“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不走，不是因为不怕，而是因为他觉得有比逃命更重要的事。

无声而坚韧的文化保卫战

从1936年至1949年，郑振铎的家一直在愚园路东庙弄44号（今愚园路67弄附近）。1950年后郑振铎的妹妹一家仍然居住于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房子被拆除。

据现有记录，郑振铎最早的日记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其赴欧洲避难期间所著的《欧行日记》。该日记于1934年10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但仅收录1927年5月21日至8月31日的内容，正如郑振铎所言“半部之半”。当时因数次搬家，以及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郑振铎位于东宝兴路的居所遭日军刀劈斧砍，损失惨重。在颠沛流离的慌乱之中，郑振铎大部分日记原稿散失，仅余四分之一被家人悉心珍藏，历经劫难得以留存。郑振铎对此格外珍视，却也忧心若再遇浩劫，剩余原稿或将重蹈覆辙。恰逢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向其索稿，为避免原稿再遭损失，亦为赚取稿酬维持家用，郑振铎遂将剩余日记交付出版，即今日所见之《欧行日记》。

郑振铎嫡孙郑源说：“祖父1927年5月以前的日记至今尚未发现，1928年2月29日至1939年间长达十年的日记亦告缺失；1946年、1950年至1952年的全年日记同样未见留存。目前已发现的祖父日记中，除这部新发现的1939年日记外，其余均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2006年，《郑振铎日记全编》出版发行，然所谓‘全编’，实则仅为其一生日记的一小部分。此次1939年日记的发现，恰好弥补了祖父在上海‘孤岛’时期部分日常记录的空白。衷心期盼那些尚未发现的日记仍存于天壤之间，未来能有更多惊喜发现。”

这本日记为人们打开一扇窗，窥见在民族危难之际，一群手无寸铁的文化人是如何以笔为剑、以纸为阵，进行着一场无声而坚韧的文化保卫战，也为人们进一步了解郑振铎在“孤岛”上海坚持文化救亡的历程，提供了最为真实、直接的史料支撑。

文/沈琦华 图/金妍芝